“丧”与“废”的年轻人 被什么圈住了出路？
9月24日晚，澎湃新闻·镜相栏目举办“二本学生的命运/小镇做题家的未来”直播分享会，邀请《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作者黄灯及《小镇外的做题家》特稿记者黄霁洁在线上参与。本次分享会由镜相栏目编辑刘成硕主持。
时代焦虑蔓延，教育被赋予了阶级跨越的价值。提及年轻人能否“突围”种种困境，黄灯回应，“成功主义观念的引导力量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需要换一种观念，从事一个普通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黄霁洁也提到，教育本身的意义在于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本期直播，我们试图用一种相对松弛的态度观察积压于年轻人身上的不安感，并在倡导奋斗的宏观语境之下，宽容一些试错的可能。
以下为直播分享会内容整理。
刘成硕：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关系到当下的被打上标签的两类人：二本学生，和小镇做题家。我们会发现，这样两类群体在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困境，也指向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状态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安了。我们在想，这种不安、不适的感觉从何而来？这样一群年轻人还有没有突围的可能？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同来聊聊这个话题。
第一位嘉宾是黄灯老师，她曾在广东一所经济类的二本院校教书，十几年来一直在近距离观察和调查身边的二本学子，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我的二本学生》。第二位嘉宾是澎湃新闻人物记者黄霁洁，她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花了很长的时间对他们进行观察和采访，最后形成了特稿《小镇外的做题家》。
黄灯：我现在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刚刚调过去几个月，此前我一直在广州的一所二本院校教书，教了将近15年。最近我出了一本书叫《我的二本学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交流一下。
很多记者问我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别人说，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它是自动“流”出来的。我跟学生交往的时间长了，接触的学生多了，许多想法自然就表达出来了，既没有刻意地找素材，也没有刻意地找观点。我把它定位为一本教学札记。高校老师都会有一个经验，教务处经常要我们反馈教学方面的心得想法，这本书就像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
黄霁洁：最开始接触到“小镇做题家”的话题，是5月初的时候看到“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985”和“废物”乍看很冲突，一下就吸引了我注意。
黄灯面对的二本学生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但是在“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里面，“小镇做题家”的概念很模糊，按照组员们自己的叙述，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学生诞生于小城镇甚至农村，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但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人生好像在走下坡路。他们遭遇比较强的文化冲击，又觉得自己在学业和各方面的能力素质上都不如其他同辈，甚至在毕业之后，很多人面临找不到工作、考不上研的困境。 我感觉这个群体有一种非常大的无力感，“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本身也是一种自嘲，包含他们对于一些不公平状况的反思，从小到大接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在自己的经历里面失效了。
身为前二本高校老师，我不羡慕现在的年轻人
刘成硕：黄灯老师，在您长期地观察和调查过程中，这些二本学子面临哪些具体的挑战？他们对自己是如何认知和界定的？
黄灯：从2005年到2019年年底，因为教学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这十几年让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我自己的起点也类似于今天的二本院校，1992年我入学时还是一个专科学校，后来升为一个二本大学，跟我教书的学校是一模一样的路径，都是从专科升为二本。也就是说，我跟我学生的起点是一样的。过去十年，我带的第一拨学生只比我小十一二岁，我带的第二拨学生，也就是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时候带的学生，比我大概小二十岁。所以我很自然地想：同样起点的人，他们经历具体的社会遭遇时，为什么变化如此的大？为什么我不羡慕现在的年轻人？
记得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工厂里面，那些年龄比我们大十来岁的女职工们说：“真羡慕你们那么年轻。” 但为什么我不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了？这种心态是一种后怕和庆幸感，因为自己早出生了十几年而逃避掉了很多东西。那这批年轻人到底遭遇了什么，面对了什么？他们在很多方面的经历比我们可能要丰富一些，但我年轻时拥有的一些东西他们也失去了，这些都会引起我的很多思考。70后、80后、90后三个不同代际之间的成长路径，在我视野里慢慢清晰起来。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我整体上会有一点感觉，但我没有办法去验证，所以我的写作只能够从个体进入。但是一方面我又必须承认，现在的孩子给我的感觉，从精神层面来说，他们好像缺乏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就是那种内在的生命激情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隐匿的。我在书里也写了一些例子，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挺野性的，是青春期的那种躁动、不成熟与张扬，但现在的孩子看起来会更安静、内敛、淡定一些。
从生存层面来说，他们面临的实际压力也挺大的。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生从身份上来说还是国家的“干部”，如果进到一个单位，会有一个兜底保障。但我的学生从毕业的时候开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租房安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变化都会落在个体身上，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年轻人自己去承担，所以也说不上他们的困境具体在哪儿，但是能够明显觉得有了很多的变化，有了很多必须独自面对的东西。
刘成硕：我们也看到很多二本学生会受到原生家庭还有自身能力方面的限制。
黄灯：我觉得原生家庭的影响不是短期就可以改变的，城乡差距也不是短期通过个体就可以改变的。如果要落实到个人，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大学几年时间的锤炼，自身能力是可以得到提升的，这也是教育有魅力的地方。大学教育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它可以有所作为。
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以后可能会觉得比较“丧”。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特别想把那些建构性的因素凸显出来，比如像大学老师这样的群体，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到底能够做什么？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以后，该怎样把大学念好？似乎大家都在过那种很宅，天天待在宿舍里面打游戏的生活。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主动性，更多的思考，在新的语境下充分调动自己的力量把这几年过好。
刘成硕：您的授课方式还有课堂氛围是怎样的，有没有受到过同学的特别反馈？您希望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哪方面的素养？
黄灯：在一所应用型的大学，或者说在一所财经类的院校上文学课，整体感觉是有点怪异的。因为那些孩子不管学什么专业，哪怕是学中文，也会自然受到工具化的氛围影响。金融、会计、保险、计算机，都是一些比较主流的专业，所以学生平时关心的话题可能集中在投资理财等领域。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种氛围下开设文学类课程也有它的意义，我们上大学语文课虽然是集体备课，但用的都是专题式的教学，每一个老师的主观能动性是特别大的。
印象特别深刻的十几堂课里面，有两次是学生特别喜欢的，一次是讨论“大学教育到底是什么”的一堂课，学生听得特别专注，讨论的时候也很积极，下课后有一堆学生围在讲台问我，他们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道理。没上课之前，很多老师可能只是强调就业方面的事情，但经过这堂课的讨论后，很多学生会觉得，是时候好好地思考上大学的目标和意义了。
刘成硕：听起来的确充满趣味。很多二本院校的老师曾经也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当他们进入到二本院校时，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离开光环中心的感觉？
黄灯：你可能对现在高校教师的来源有点陌生，这个问题在一线城市是不会有的。我是2005年博士毕业的，在十年以前，大部分重点大学的博士都可以进到比较好的大学任教，但是现在，一个重点大学的博士能够在一线城市或者比较好的省会城市，进到一个一般的院校，就已经是比较好的工作去向了。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也不会有特别强的失落感。现在很多“985”院校，针对教师的要求都是必须有海外名牌高校的任教经历或博士学历。博士的出口和二本学生的出口是一样的，存在一条既明显又隐秘的链条。
刘成硕：您的意思是有一个比较固化的路径了？
黄灯：大致的分布不会差很多，也谈不上固化，就是体现在就业观念的变化上面。比如说以前的博士生，可能特别在意能不能去一个学科基础特别好的学校，但是现在很多博士生可能更在乎能不能去一个好的城市，不会在乎这个学校的平台怎么样。
刘成硕：从生源之外的一些角度来看，您觉得二本院校跟一本院校的差距还体现在哪些方面？能不能从科研的投入，学科的建设，学生的培养这些方面具体谈一谈？
黄灯：很多人可能对二本院校的生源情况有误解，刚刚进到那所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也以为学校的生源很差，但后来才发现那些孩子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来自重点高中的，以前也算得上是学霸级的人物，只是高考的时候分数不是特别高，就进到二本院校里面去了。
另一个问题，抛开地域的差距，二本院校跟一本院校的办学条件，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先是硬件方面，很多重点大学，尤其是“985”大学的硬件普遍比一般学校要好很多。比如广东一所很有名的高校，我发现他们的钱多得花不完，路好端端的又拆了重建。但有的大学一直想建一个图书馆，到现在还没有建起来，学生考研那段时间，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去抢座位，这已经属于教学资源特别紧缺的状况。
还有一个是软件方面，比如说师资，虽然说一线城市的二本院校里面会有很多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但是从师生比的角度来说，师资力量还是欠缺的。因为这种学校的招生数量一般很多，比如说我以前教书的二本学校就有2万多学生，每个老师都要做很多的教学工作，甚至超过了重点大学的老师的工作量。去年稍微好了一点，评估阶段进来了很多老师，缓和了师生比。
二本院校的孩子没有太多机会上小课，很多课程必须上大课或合班上。合班上课的效果和小课比起来差蛮远的，尤其是专业课，从办学条件上面来说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差异。学术资源上的差异也很大，重点大学的讲座，尤其是人文社科相关的讲座，只要你想听，天天都可以听得到，但这在一般的学校挺难的。学科建设或科研投入上的差异就更明显了。不得不承认，不同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孩子，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差距的，
这个社会永远要赋予“小镇做题家”向上爬的权利
刘成硕：黄霁洁老师，“小镇做题家”们对于自己的出身，对于小地方，对于小镇，抱以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
黄霁洁：关于他们对自己出身的看法，我也不太好下一个比较完整的结论。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组员跟我说，当时高考结束，她考了状元，很开心地剪了一头短发，但母亲跟她说，你考那么好的成绩有什么用，以后也很难嫁出去。她会感觉小镇里面的观念比较单一，选择也比较少，所以她很想离开自己出生的县城，去一个更大的城市里。
另外一方面，当她真正到城市里面去生活之后，又会有一种非常孤独的状态。刚毕业就要自己去租房子，所有事情全是自己去摸索，这个时候就会有点怀念自己成长的地方。在城市里面，彼此之间是比较冷漠的个体，但如果再回到原来的小镇，又会有一种错落异乡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似乎夹杂在小镇和城市之间。
但在“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里面，大家基本还是在讨论一些近况以及出路。可能大部分的小镇学生对“出身”不一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只是从小就觉得自己要考一个好大学，满足父母对自己的期待。很多人在这个组里面听到一种声音，就是他们会追溯自己以前生活的环境。对比一些原本生活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会感到自己过去的视野和资源受到很大限制，就会从自己的出生环境、阶层或原生家庭去分析，这个时候才会对“出身”有一个更明确的概念。这种声音挺有意思的，以前的观念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才会混的那么差，很少有这种偏结构性的视角，有一种把自己以前的世界问题化，然后梳理经验的倾向。
刘成硕：我觉得“小镇做题家”和黄灯老师写的二本学生有一些相似之处，你认为在这个豆瓣小组中看到的小镇做题家，他们是一种过度焦虑，自我调侃，还是有真实的困境存在？
黄霁洁：他们的困境还是比较真实的，“小镇做题家”和二本学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在他们毕业之后都会马上面临一些就业的困境。他们之所以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其实是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达到社会期待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一定要在多少岁有一套房子，或者是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对于这些小镇的学生来说，进入大学后面临的评价体系和高中里面只以分数论短长的体系是不一样的。虽然这种体系未必是更进步的，但他很快就会被这个评价体系吓到，然后陷入非常深的焦虑，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自带很多资源或父母很有背景的孩子。
当时有一个组员跟我聊，她是中文系的学生，毕业的时候老师问她们平时在宿舍里面会聊什么样的话题，她说平时都在聊以后买不了房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老师非常惊讶，劝说她们，“这种焦虑很多时候存在于手机里面”。我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很多焦虑一方面是真实的困境，一方面它也在被整个社会主流的舆论不断制造和生产。比如说在大众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某某某几岁就已经拥有了多少的年薪”的文章标题。所以我特别想说的是，“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人只是在说出焦虑，而传播焦虑的可能例如房地产商这样某些资本的力量。
刘成硕：未来这样一群年轻人还有“突围”的可能性吗？
黄霁洁：很难去给出一个答案或者多好的建议。从现实的出路来说，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变得有些狭窄，但是或许重要的还是内心上有一个出路，就像黄灯老师刚才讲的，一个学生是不是对自己有真正生命的追求，能不能找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去抵抗那些焦虑。我这两天也在看哲学家陈嘉映的书，他说当代生活大家有一点过度反思，劝自己的学生做一些更加实际的事情，哪怕是踢个足球，参与某一个生产劳动，在这种真实的体验里面才会想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在采写过程中遇到一个组员，她说自己不想被“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束缚，未来想做影视方面的工作，虽然这个行业也挺需要人脉资源，但是哪怕碰壁她也想要试一下。我就会想到，有一些观点认为小镇出生的人就不具备向上爬的权利了，父母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说，“书读的这么多有什么用，不如人家做别的行业来钱来的快”。很多学生确实会在这里面迷失，但还是要相信知识本来的力量，读书和教育未必是为了承载阶级跨越的命运，而是给一个人不同的思考视角，或者是一些可以相信的东西。
这个社会永远要赋予“小镇做题家”们向上爬的权利。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感到很焦虑、很气馁，或者要找别的出路，那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也是一种成功，我们对成功的定义需要更加多元一些。
你说到“突围”这个词，指的好像还是一个个体超越群体去做一些事情，但我的体会是彼此之间有更多的联结还是挺重要的。不只是在“小镇做题家”或者“985”院校的群体之间，包括一本二本，以及我们今天没讨论到的学生，这批年轻人面对的困境是相似的，而不是彼此之间竞争那么一点点资源，互相用简单的逻辑去评判，更重要的还是能有一个联结，共同面对社会上的结构性的不平等。
其他方面的突围，我觉得一方面是靠他们自己，另一方面是一些能够给他们支持和支撑的力量。造成他们的困境的很多是一些比较大的社会议题，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不管是“小镇做题家”还是二本学生，都会面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高校整体氛围、就业市场氛围的问题。
始终不能“突围”的时候，一定是观念出了问题
刘成硕：黄灯老师在自己的书里面经常会提到自己的出身，以前的经历也比较坎坷，后来也有在“985”院校读过书，能不能从你自身经历谈一谈，你自己是怎么和出身和解，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我想很多“小镇做题家”也很关心这个话题。
黄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我的成长经历和别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怎么样”，但如果真的碰到了什么事情，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我以前读的大学是一个专科学校，叫岳阳大学。
当年我高考也不能说失败，如果现在叫我去参加高考，我也只能考上一个二本院校，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考到复旦，考硕士有可能，但本科绝对考不上。因为高考竞争是非常残酷的，我知道自己有些东西是怎么都达不到的。
你可以选择在高考阶段加入竞争，也可以不加入，正常的教育环境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容不得一个孩子在任何环节有任何闪失。我最大的感慨无非就是，我们70后这一代是可以在某些阶段失误一下的，错过了后面还可以追上来。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工厂，我就安心上班。90年代国企改制，面临下岗危机，当时我喜欢读书，就去考研，然后考上了，也不是特别复杂的过程。
我在武大读硕士的时候，记得有些同学找工作，除了北京、上海和长江边上的城市，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考虑。我当时特别惊讶，一个人怎么可以有那么明确的目标，所以刚刚我听霁洁讲豆瓣组的那些成员，我就想起当年我在工厂里面当工人的样子。我没有别人想象得那么悲情，因为我在劳动中是可以感受到快乐的。
后来离开工厂，进入学院生活后，我发现两种生活的差距太大了，读书越读越虚，越来越接触到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所以后来博士毕业后，我没有刻意去找工作，进到了一个二本院校，我马上就调整过来了，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到重点大学去教书人生才有保障，在普通的大学里面好好当老师也蛮有意思的。和学生交流，认真教课，学生在自己的引导下有所进步，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种特别充实的感觉，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有用的快乐。
在大学里面，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者，但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可以跟学生相处得非常好的一个老师，这让我有种成就感。霁洁刚刚讲了很多，我很受启发，听到“突围”这两个字，我内心是沉重的。为什么现在一个重点大学的孩子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突围？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读大学时是不存在这个词的，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自然而然就会把你往上推。现在好像就是，我掉到下面去了，我要突围出来。当然，大的社会语境改变了，某些群体承受的东西确实可能不一样了。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要特别警惕的，当我们始终不能突围的时候，一定是观念出了问题，成功主义观念的引导力量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需要换一种观念，从事一个普通的工作并非没有意义。就像我在农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好的老师，是“文革”期间在城市里教书的老师下乡来的，这些老师的生命也没有别人想象得那么悲催，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命力量，也在影响别人，培养了很多人才。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到更基层的岗位去锻炼，为自己以后更大的成长积蓄更多的力量，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们还要坚信一点，无论遇到再多困难，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绝对不会被埋没，这是现在这个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如果说以前的社会还可能埋没掉有才干的人，但现在这个社会有大把的机会让他走出来，尤其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所以一定要平心静气的锤炼自己。
从大的社会层面来说，需要更多的力量、从更多的层面来调整年轻人的状态，把资源分配的更均衡一些，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台阶。不要为一些无谓的生存层面的因素浪费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个孩子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浪费时间是我特别不愿意看到的场景。社会物质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力量去做一些更有建设性的工作。
黄霁洁：黄灯老师的话让人感觉特别温暖。之前访谈里您也讲过，年轻人碰到的困境不是单靠年轻人就能改变，也需要老师做些事情。关于“小镇做题家”，一部分学生会觉得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是他们的出身或者是原本的资源比较缺乏，但在“985废物小组”里面，很多人讨论的还是在整个高校里面，他们会找不到方向。想问问黄灯老师，从一个教师的视角，高校本身的培养模式或环境，跟这些学生遭遇的困境是否有关系？
黄灯：当然是有关系的。现在的大学，不单是二本院校，重点大学也是以就业为主要导向，表面上看起来是特别有效的培养模式，让学生能够快速适应岗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它完全依赖于外部的经济环境，就业机会多的时候，对劳动力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只要有人来就能干活，表面上掩盖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
以我的理解，真正的大学应该注重对学生本身的培养，学生培养好了，在社会上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而不是现在简单的迎合就业机会。大学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不仅是生产人才，培养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也生产知识，生产创造力。现在很多大学单纯把学生当作人力资源要素，而学生本身是社会上最有创造力的一个群体，是社会最有希望的力量。如果没有让他们在大学这个最美好阶段把他们的能耐充分发挥出来，没有给他们储备更多的营养，事实上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浪费，学校对此是有责任的。
以下为网友提问：
刘成硕：有网友想知道黄灯老师刚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
黄灯：单位有宿舍，两人一间，每个月扣两三块钱，相当于房租。我当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工资是208块钱，转正后多了10块钱。在工厂里面工资最高的一个月好像是500块，那个月超出了产量，90年代的待遇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在纺织厂最开始是做行政工作，当过总经理秘书、出纳、团委干事，最后两年下到车间当工人。1998年以后，因为连工人都当不成了，我就决定考研，复习了几个月，考上了研究生。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改变命运，当时觉得在工厂里面还挺快乐的，如果不让我下岗，一辈子待在那里也挺好的。
刘成硕：有一个网友问黄霁洁老师，您如何看待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如何在这种倡导努力奋斗的氛围当中，自然地接受自己的平庸或者平凡？
黄霁洁：现在的教育变得相对比较功利主义，要用教育去区分人才和不那么有才能的人，教育因此被赋予了很多价值，大家通过教育往上挤，去争取更多的资源。我一直觉得教育本身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格，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在应试教育阶段已经经历过非常多的摧残，如果大学里面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是一个挺可惜的事情。
刘成硕：还有一个网友想问，黄灯老师这本新书采访了非常多的学生吗？您的书好像是关于非虚构写作，又像是一部社会学的作品，您觉得应该归于哪一类？
黄灯：确实采访了比较多的学生，但采访有一半都是来自日常的交流，不是像记者那样一本正经的采访。但和一些学生是有做过深度访谈的，这本书应该说是有社会学眼光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它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我写作的习惯。写作之前，我就会问自己，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我这本书到底要讲一个什么问题，等我能够回答以后，我才开始动笔写。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是可以的，但是背后的问题意识一定要特别清晰。我一点也不否认，这本书里面有特别强的社会学因素。
刘成硕：现在很多二本学生为弥补高考的遗憾，一进大学就决定要考研，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待？
黄灯：我觉得可以理解，尤其是女孩子，我会特别赞赏她们这样做。如果你喜欢做学问，大一大二的时候又有特别明确的目标，通过考研进到一个学术环境更好的大学，可以快速的提高科研这一块的积累。从人文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社会上历练几年再去考研也不是坏事，有些学生说要工作了以后再去考研，如果你能考虑清楚的话倒也可以。但这也是我特别纠结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作为女性，知道一旦成家立业，精力上真的是顾不过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
刘成硕：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黄霁洁老师，从你的自身感受来看，现在社会固化的现象有越来越严重吗？
黄霁洁：是不是真的阶层固化需要一些数据分析证明。阶层固化这个词好像被说得越来越多了。就我个人的感觉，社会固化的现象可能就体现在房价上升，按照以前的标准，学生毕业之后工作几年然后买房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现在很多人哪怕到了中年也难买房。还有就业方面，以前大家都会倾向在一个公司长期待着，但现在失业或跳槽都很普遍，挺没有安全感的。
嘉宾 / 黄灯 黄霁洁
主持人 / 刘成硕
整编 / 胡雅婷 实习生 吴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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