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黑屋”点燃灯火
2011年10月25日，28岁的演员尚于博人生最后一个决定，是从楼顶一跃而下。站在楼顶时，他跟好友通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在观景，眼前一片很美的景色。
粉丝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妈妈毛爱珍焦急地想要对全世界解释，我的孩子是病了，是不由自己决定地病了。
一年后的同一天，中国首家关注精神健康和抑郁症防治宣传的基金会成立，创始人正是毛爱珍。
在国内，精神心理领域医疗端和资讯端的供给仍处于早期阶段，社群求生通道闭塞，这是任可的判断。走出抑郁症的“小黑屋”后，她创立了已有6万抑郁症患者和家属的线上社群“抑郁研究所”。
10月10日是精神卫生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预计现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2019年，中国泛抑郁人数超过9500万人，成为心理健康问题“重灾区”之一。
在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的庞大患者群体背后，如今已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这些为“小黑屋”点燃灯火的人，有的来自抑郁症患者或家属，有的则是专业的从业者。朋友
任可觉得自己痊愈了，并且两年没有复发。
如今她手机里有上百个微信群，无数消息不时涌入。有人“晒”出自己的诊断证明，有人展示正在吃的药物，有人咨询药物的副作用，有人纠结下次去医院取药时要想什么借口向单位请假。
“抑郁研究所”是一个拥有大约6万抑郁症患者和家属的线上社群。两年前，任可以“所长任有病”的身份，建立了这个交流互助平台，主要议题包括日常用药、互助交流、线上陪伴等。
“抱团取暖，相互治愈”是平台的初创希望。这曾经是任可很需要的。2017年，任可拿到了北京安定医院“重度抑郁症和严重自杀倾向”的确诊单。她形容像被一桶黑油漆，从头到脚淋透。
每天手里如握着一块烧红的炭，却无法扔掉。任可几乎没有办法开启新一天的任何事情，呼吸、喝水、穿衣服都让她感到负累；不敢辞职，努力扮演朋友圈里得体的成年人。
确诊后的春节团圆饭，她无法自抑地流下泪水。“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父亲看到了确诊单，指着任可。
“如果不能跳楼的话，要窗户有什么用？”她常常想起美剧《梅尔罗斯》里面的这句话。可是相比因重度抑郁症而自杀，任可更希望经历车祸，或是在出差的飞机上遭遇失事，似乎这些才是“体面”的离开方式。
任可说，在那段无法描述的绝望日子里，是她的朋友抓住了她，如同感受到了社会支持的“网”。两年前，任可开始着手建立线上社群。她的抑郁日记在病友群里被反复转发，她想让病友知道有哪些出口和方式是可以尝试的，期待自己一手组建的“网”，能兜住更多的人。
儿子离世后，“要帮助更多人”也同样成了毛爱珍的责任。
尚于博的手机里存着一条短信。2011年，尚于博为一位尘肺病人捐赠衣物，并汇了两千块钱，寄出去后他给经纪人彭珊发短信说，“帮到赵文海我很开心，以后凡是有这样的信息，你转给我，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毛爱珍说，孩子的离开，提醒她关注这个庞大却不被人关注的群体。这或许是她这辈子的使命。妈妈
毛爱珍后来才看到2009年尚于博的病历。“近一个月睡不着觉，情绪焦虑，有抑郁状态”。拍戏时总犯困、记不清台词、注意力难以集中。药物副作用开始出现，镜头里自己的脸越来越浮肿。
他开车去机场，途中一度迷路，甚至开进了玉米地里。
带父母欧洲旅行前，尚于博抑郁症复发，此后4个月不断加剧。
2011年9月20日，尚于博本应到经纪人彭珊家里参加派对，却拐到另一个小区，上了顶层。突然清醒很后怕，怕父母担心，对这事只字未提。
10月初与好友自驾西宁游，在青海贵德的温泉里，尚于博躁郁症发作，开心地哈哈大笑，大喊“我好了！我好了！”
10月23日，儿子来找毛爱珍决定选择哪一部新戏合作，那时他已经重度症状发作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10月25日，28岁的尚于博做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决定。
妈妈创业的时间线，从一年后开始。
2012年10月25日，尚于博去世一周年，中国首家关注精神健康和抑郁症防治宣传的基金会——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成立，毛爱珍担任理事长。那天，儿子来到梦里，紧紧抱住她，似乎在感谢她所做的一切。
毛爱珍遇见了很多同伴。
2014年参与拍摄时，毛爱珍遇见了经受过重度抑郁症折磨的张进。作为媒体工作者，张进将自己的治病经历写成《渡过》几部书，并组织成立了患者互助组织。第二年，看过报道的杭州抑郁症患者母亲爱咪在一次活动上来主动认识，并在此后发起“郁金香阳光会”，帮助更多患者走出困境。
在毛爱珍看来，目前抑郁症还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的问题，要不断加强抑郁症知识的宣传。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预计现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2019年，中国泛抑郁人数超过9500万人，成为心理健康问题“重灾区”之一。
近年来，公众对抑郁症的关注度提高了很多。任可看到，网抑云、丧文化、社交恐惧等常常出现在微博超话、豆瓣小组里，有人会在评论区“challenge”：你真的抑郁吗？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到晚上就抑郁？
前两年，我国最早的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日门诊量为2000，如今已突破了5000，抑郁症的号源供不应求，哪怕是普通号，放出不久也会被横扫一空。希望
毛爱珍今年65岁了。儿子离世第9个年头，致力于抑郁症防治知识宣传的第8年。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看到了曙光。
今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确定试点地区到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0%，抑郁症就诊率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对抑郁症识别率提升50%。
这意味着，更多抑郁症患者能够被“认出”，及早接受专业的治疗。
“我最近见了好几个投资人，现在很多互联网大厂都已经关注到抑郁症赛道……”创业圈两年的浸染让任可下意识就会蹦出许多互联网“黑话”：“我非常了解患者痛点”“供给端还不够”“要抓中间信任关系匹配”……“抑郁研究所”在做的，就是在患者和医疗机构间搭建桥梁，患者通过专业渠道获取信息，接受有效治疗，同时对更广泛的公众进行疾病基础教育。
她手机里还有十余个“休学群”，群里都是因为抑郁症暂时休学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少年至青年，几乎包括所有年龄段的学生，休学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一整年。任可认为，青少年抑郁症的增长除了跟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在提高有关外，还与青少年自身紧密相关。作为互联网原住民，“00后”们的自我意识更强，线下建立的连结关系比较薄弱，孤独感比“90后”更加强烈。
任可越来越意识到，抑郁就像是情绪流感，它会传染也会流动，像感冒或者过敏一样，它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学会去接纳抑郁情绪，要防止从情绪发展成疾病。
过去十数年，精神心理领域的从业者通过内容传播和用户教育，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原生家庭、亲密关系和个人成长。处在目前的阶段，任可认为应该从供给端发力，帮助专业的精神心理机构降低获取用户的成本，从而快速扩大规模，用更低的价格为人们提供更加普适性的服务，而不是要站到自杀边缘的时候才会启动。在这方面，资本会给予更大的助力。
任可怀抱着一个希望。穿越时间，站在未来的5年、10年甚至20年，她能在某一个场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会说，你们知道吗？10年前我们还会因为抑郁症而有病耻感，很多患者甚至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事了。（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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