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忆王小波：我和他就是一个男版灰姑娘的故事
社会学家李银河近日出版自传《活过，爱过，写过：李银河自传》修订版，新增5万字，特别增加了与年轻读者互动的内容，选取青年人普遍关心的有关婚姻、家庭、性的问题，逐一回答。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节选。
1980年，李银河和王小波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挨打的文章，为此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文章发了几乎一整版。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很多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我估计是上海的某个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是当时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正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王小波。我在一个我们两人都分别认识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心里就有了这个人。虽然是“水怪”，还长着“绿毛”，初看之下有心理不适，但是小说中显现出来的小波的美好灵魂，对我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绿毛水怪》，王小波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严格来说，《绿水毛怪》这本手抄本小说是我和小波的“媒人”。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讲述了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 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儿做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 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幻想者，他们的幻想碰到了冷酷、腐朽、污浊的现实，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只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作品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神经质的特点，有些地方感情过于强烈，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书中所写的涅朵奇卡与卡加郡主的爱情给人印象极为深刻，记得有二人接吻把嘴唇吻肿的情节。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
小波在《绿毛水怪》中以男主人公的第一视角写道：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我与《绿毛水怪》产生强烈共鸣，自此对小波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记得我当时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投契。
我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跟我们共同的朋友去他家，找他爸请教学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已经留了个心，要看看这个王小波是何方神圣。一看之下，觉得他长得真是够难看的，心中暗暗有点儿失望。后来，刚谈恋爱时，有一次我提出来分手，就是因为觉得他长得难看，尤其跟我的初恋相比，那差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那次把小波气了个半死，写来一封非常刻毒的信，气急败坏。记得信的开头列了一大堆酒名，说：“你从这信纸上一定能闻到二锅头、五粮液、竹叶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把我给气乐了，他说：“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心结打开了，我们又接着好下去了。小波在一封信中还找了后账，他说：建议以后男女谈恋爱都戴墨镜前往（取其防止长相成为障碍之意）。
李银河和王小波
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点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来的路上搞丢了。他把书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我心想，这人可真行。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那时候刚跟初恋情人分手不久，就如实相告。他接下去一句话几乎吓我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他这句话既透着点儿无赖气息，又显示出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和无比的纯真，令我立即对他刮目相看。
小波这个人，浪漫到骨子里，所以他才能对所有世俗所谓的“条件”不屑一顾，直截了当凭感觉追求我。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眼光看，一切“条件”都对他相当不利，我们俩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我大学毕业（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是上了大学吧），他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一个全都是老大妈和残疾人的街道工厂当工人；我的父母已经“解放”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当时已经因为发表了一篇被全国各大报转载的关于民主法制的文章而小有名气，而他还没发表过任何东西，默默无闻。
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早晚会脱颖而出。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己会成为几流的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当时他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他听了如释重负。
后来，小波发起情书攻势，在我到南方出差的时候，用一个大本子给我写了很多未发出去的信，就是后来收入情书集中的“最初的呼唤”。由于他在人民大学念书，我在国务院研究室上班，一周只能见一次，所以他想出主意，把对我的思念写在一个五线谱本子上，而我的回信就写在空白处。这件轶事后来竟成了恋爱经典——有次我在电视上无意中看到一个相声，那相声演员说：“过去有个作家把情书写在了五线谱上……”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我们很快陷入热恋。记得那时我家住城西，常去颐和园。昆明湖西岸有一个隐蔽的去处，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岛上草木葱茏，绿荫蔽天。我们在小山坡上尽情游戏，流连忘返。这个小岛被我们命名为“快乐岛”。可惜后来岛上建了高级住宅，被封闭起来，不再允许游人进入。小波去世后，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李银河著，《活过，爱过，写过：李银河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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