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母亲是一座教堂
■安黎
（上接2020年5月15日11版）
记不清有多少次，母亲把饭端到屋子让我们吃。她呢，则上了灶房的门闩，自己像一个卫兵一般，把持在灶房的门口。我们第一碗吃完，如果还想吃第二碗，母亲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们进灶房。她夺下我们的饭碗，进灶房舀饭，但刚一跨进灶房的门，转身就把门迅速关上。我开始并没有觉察她这种行为有奇异之处，但一而再，再而三，不由得我起了疑心。某一回母亲不让我进灶房，但我偏强行闯入。母亲的秘密一下子暴露在了我的眼前：就在灶房的烧火凳上，坐着老笨的父亲，他正在埋头吃饭。
我的暴怒并没有制止住母亲。她送走老笨的父亲，然后声称出去借个东西。我发现她的围裙里鼓鼓的，就追了出去，强行拉扯开她的围裙，结果好几个馒头掉落在了地上。馒头里夹着菜，菜随馒头的滚动而洒落了一地。母亲苦笑，但却如实告诉我，老笨家断炊好几天了，不送吃的给他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会被饿死。
时间一长我也疲惫了，尽管也发发牢骚，但基本上听之任之。这下好了，老笨一家人经常成群结队地来我家吃饭，把我家的灶房挤得水泄不通。
与老笨家类似的还有一个食客，叫杨虎，临村人。杨虎早年死了爹娘，他自己则成了一个浪子。如果说我对老笨家有所同情的话，但对杨虎滋生的只有厌恶。杨虎身强力壮，但却好吃懒做，一辈子靠蹭饭活着。杨虎终生未娶，他独自一人蜷缩在我们生产队废弃的仓库里，时不时地装疯卖傻，还经常偷人家的羊和鸡。杨虎是我家的常客，自然也经常在我家吃饭。时间一长，他就有了依赖性，一到开饭时间，他准时到场。母亲做饭时早已把他计算在内，一口巨大的铁锅里，饭满得常常往外流淌。
我对杨虎实在不能忍受，就当着母亲的面斥责他，让他以后远离我家，不要再来蹭吃蹭喝。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在县城教书，一个月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回到家听弟弟妹妹说我的斥责并没有效果，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杨虎依然如故地按时来吃饭。某一天我回到家里，大门敞开着，我坐在院子里与人聊天。临近吃饭时间，杨虎来了。他脚一跨进我家大门，看到我坐在院子里，愣了一下，然后退了出去。但他没有真正地离去，而是在大门外走来走去。我知道他的意图，那就是让母亲发现他的存在。果然母亲瞥见了他，于是在安排好我们就餐后，母亲怀揣吃的东西，溜出大门，偷偷塞给了杨虎。
母亲听到我的责怪声，解释说杨虎也是条命呀，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呀。
8
我有一位堂姐，从血缘上与我们已离得好远。堂姐年幼丧母，与父亲以及成家的姐姐姐夫一起生活。堂姐在十四五岁时，在地处盆地的某国防单位给一户人家当保姆。迎着暮色归来，她无端地精神错乱，整日胡言乱语。堂姐后来嫁于一户人家，不久就被扫地出门；后来又嫁给我一个中学同学，但因为病症时时发作，也遭到我同学一家的嫌弃。
堂姐被送回我们村，不知何故，她并没有在自己姐姐那里居住，却整天守在我家里。母亲简直把堂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领着堂姐四处求医问药，回来后就给她煎药熬药，并好言相劝着给她喂饭。晚上她就和堂姐睡在一起，起床后则给堂姐梳头洗脸。堂姐有时候有点理智，有时候就疯得一塌糊涂。堂姐把我们家的不少东西砸烂，还动辄将母亲的脸抓伤。
堂姐一直在我家居住了两三个月，搞得我们的生活一团糟。她的危害甚至扩散到了我所供职的学校。某一天，我讲完课，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发现一群学生围在一起看热闹。我还没弄明白他们在看什么，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怪声怪气地呼喊我的名字。我仔细一瞧，学生们围在一起观看的对象正是堂姐。堂姐又是唱又是叫又骂人，惹得学生哈哈哈地笑；堂姐还特意把我列出来，一副得意炫耀的神情，歇斯底里地呼叫我是她的弟弟。
堂姐的举动很快就在学校里产生了轰动，老师也好，学生也罢，都知道了我有一个疯子姐姐。
另有一次，母亲带着堂姐到教堂里祷告，完毕后领着堂姐到学校找我。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和校长家紧挨着。校长家门口有块菜园，里面种植着各种植物。堂姐站在我门口的台阶上，自言自语，在我没留意之际，她竟然把校长菜园里的两棵向日葵的头扭断。校长老婆大呼小叫，抱怨不休，我除了向人家赔礼道歉，还能怎么样。
与堂姐类似的还有我的一位老姑。老姑是母亲的远房姑姑，从血缘上讲并不亲近。老姑不知道天生弱智，还是后天遭受了什么挫折，总之，她脑子有问题，是一个傻子。老姑嫁到贫穷的深山里，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我当然也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姑存在。可有一天，这个老姑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跨进了我家的大门。
母亲把老姑当贵客相待，给她想着法子弄好吃的，看到她穿着破烂，就给她缝制像样的衣服。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缺水，水要到一道深沟里去挑。母亲领着老姑，跑了三四公里，专程去给老姑洗头。
老姑很少和旁人说话，但她的嘴却蠕动个不停，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宛若蚊蝇的叫声，谁也听不明白她在念叨什么。老姑吃饱穿暖之后，就呆呆痴痴地坐在炕上，一坐就是三个多月，全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老姑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干扰。住宿本来就紧张，有了老姑，就更加拥挤。在我们的再三抱怨下，母亲才和颜悦色地请求老姑回去。老姑对母亲的请求根本不理，她似乎觉得她就是我家的一分子了，吃住在我家，理所当然。她不愿意离开，母亲也就不强迫她，默认她继续住下去。
到了腊月，眼看春节将至，母亲才说服老姑回去过年。老姑的家很远，大概有三十多公里，基本上是山路。母亲坚决要亲自送老姑回家，一则她怕路上有人欺负老姑，二则她怕老姑迷路走失，三则她还要去劝劝老姑的儿女，要善待自己的母亲。
后来，老姑几乎年年都要来我家，而且一住就是两月三月。母亲依旧好吃好喝相待，临走还一定要送行。
母亲的来者不拒，让我家简直变成了一个难民营，变成了一个收容站：村里谁家的女主人走亲戚或上街，没有人做饭，她家里的其他人就会来我家就餐；村里某个妇女生了病，不能做饭，母亲要么跑去给人家烧火揉面，要么直接把那些没饭吃的人领到我家来吃饭；某户人家全体外出，只留下上学的孩子，那孩子听从父母的吩咐，一放学就挎着书包来我家吃喝；亲戚不论亲疏，不管婆媳闹了别扭或是夫妻打了架，其中的某一方就会来我家躲避。他们的吃住都是免费的，我母亲对每一个人都热情似火。我一个表姐，和表姐夫闹离婚，在我家过年。我一个远亲表姐，被她的丈夫打伤。表姐的亲姐姐就在我们村，但她不去自己的姐姐家，却一日到晚坐在我家哭；她一哭起来就打嗝，而且打嗝的声音既拖沓又响亮，让人现在想起来都很不舒服。
9
母亲身体刚强为众人所公认。人们看到她风风火火，不知疲倦，得出她身体刚强的结论一点儿也不奇怪。母亲很少得病，有小病小痛也不看医生，挺一挺，抗一抗也就过去了。但正因为这样的假象，让我对母亲身体的真实状况有所忽略，从而酿成永远的遗憾。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病倒了。我以为和过去一样，她休息几日就会恢复正常，因此并没有特别留心。当村里有人传话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需要认真对待了。我把母亲接到我供职的县城学校，叫来一个年轻的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母亲没有住院，就躺在我宿舍的床上打吊针。但自始至终，医生都没有搞清楚她究竟患了什么病。我那时候手头极其紧张，更没有意识到病痛会从我手里夺走母亲，因此在母亲病情有所缓解且她要求回家之际，我就把她送回了村庄。岂不知，她的病症并没有得到解除，病菌潜伏在她的体内，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她的身躯。
母亲身体的每况愈下最明显地反映在夏收之中。平时收割麦子，母亲总是冲锋在前，但这年收麦之际，有几次她都喊头晕，中途退场，回到家在炕上昏睡。看着焦黄的麦子，母亲如何不着急，但她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八九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六，我从县城步行回家。此时我三姐还在县医院住院，有可能面临手术。那天早上也挺奇怪，我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因为小事而闹了别扭，妻子回了娘家，我也想着回去陪陪母亲——因为新婚要走众多亲戚的缘故，过年我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与母亲呆一会儿——我路过大姐家，听到了有关我舅舅家的事情：我小表弟前天结婚，但婚礼却闹得鸡飞蛋打。母亲把小表弟从一个婴儿管成了一个小伙子，她对小表弟情深似海。不相干的人结婚，她能去都要去的，何况小表弟终身大事呢？但小表弟的婚期恰逢过年，家里来的客人需要招待，母亲被拴住去不了。去不了，母亲的惦念却不会减弱，惦念之中还夹杂着隐隐的愧疚。
我回到村子，远远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玩花花牌，母亲就在那些人当中。母亲是围观者，但她却抢着给人家出牌。母亲发现了我，就朝我一路小跑过来。我随母亲回到家里，家里还有亲戚。母亲没和我多说话，就下了厨房。
亲戚们吃完饭，大多数人已告辞，只有个别人还留在屋里和母亲拉家常。怪我嘴长，我说出了舅舅家打架的事情。母亲听了后，脸色变得灰青，叹息一声“都要把人亏死哩”。后来话题转移，说起了我三姐住院的事情。母亲说她已经洗净了身上的衣服，准备明天到医院伺候我三姐。三姐住院已有好些天了，但因为春节，母亲却一直没有去探望，她心里自然有些许的抱憾。当然，母亲也表现出了某种畏难情绪，说一提起动手术她就有点儿怕。
剩余的亲戚走了。母亲就解开亲戚拜年带来的一包点心，分发给我们吃。我要她也吃一个，她搪塞说她不喜欢吃。在我的再三强迫下，母亲才掰了半个点心。可就在她将要把点心送到嘴边之时，突然门口出现了几个教徒。母亲一转身，点心就转送到了一个教徒的手里。母亲再次打开一包点心，一个教徒发一个，但她自己却始终没有尝一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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