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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出圈 因为人人都觉得他苦涩

澎湃新闻 2020-05-12 17:55 大字

原创 故事硬核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在父母家屋后

最近有一部最近流传甚广的独立纪录片,很多人都在传看,但看的原因可能是:这部片子的导演有点惨。

撰文丨钱杨

编辑丨王天挺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 x 故事硬核

苦涩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和他的作品能被注意到、传播开,说到底是因为苦涩。他的拍摄对象是苦涩的,湘东南村庄的矿民、马夫、儿童、老兵。人们交谈,离不了穷和病。

蒋能杰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也给人苦涩的感觉。资金匮乏,设备简陋,常年负债。时间跨度也增加了这种苦涩,一拍就是十年。“拍着没钱了,就出去找。”拍完了也默默无闻。拍摄8年,剪辑两年,他把成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发给一些同行、媒体朋友看,请他们写个评论,推荐推荐,没什么声响。题材敏感,网站也不敢上线。参加海外电影节又嫌太麻烦。他想,算了。豆瓣网上有人标记“想看”,他就给人发私信,把网盘链接递过去,请人看,还向人道谢。

现在,那部纪录片在豆瓣上有7万多人标记了“想看”,看过的一万多人给它打了8.5的平均分。从蒋能杰身上我们看到现在人们对待他这一类创作者的态度。他们注意到他不一般的苦涩,才有了对他作品的关注。你最好是个自带故事的创作者,没什么故事,但也要努力讲个故事,把人们吸引过来。网友为其苦涩打动,给他打赏三、五十元“票钱”。他觉得“多了”,“给不了影院效果,我的电影票没那么贵。”他附赠上自己其他作品的链接,请他们“空闲时看看”,好像为自己的事情占用他人时间感到不好意思。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

他实实在在、不自艾自怜的态度更让人为他感到苦涩了。豆瓣上一个用户说,“刚去导演的微博看了一下,连实习生都招不起了。……”小组里的评论提供了更多苦涩的细节。“主创都直接在简介里放链接了,甚至还放了自己的微信求观影反馈。”人们知道独立导演过得不怎么好,但也没见过这样的。但蒋能杰不以为意,还同情别人,他转发了另一位独立导演的作品和故事,“这位导演兄台太一根筋……”那位导演把自己搞得更加苦涩,用6张信用卡和8个app贷款拍片。

有7万人要看这部作品,他很意外,十多年没有过的关注。“怎么突然这个片子就火了,我也在思考。”他认为豆瓣上的打分还是带了一些情绪。“我给自己打七分多。”

蒋能杰生于湘西南的一渡水镇光安村,拍的也是那里。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的作品,怎么理解他这个人,35岁的蒋能杰不为他自己感到苦涩,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乐观。

“我借钱,借到的可能性特别高的,问三个人可能两个人借给我。”他听起来挺高兴。一个南昌的退休校长借了他十万元拍片,不求回报。他一点一点地偿还。“见都没见过呢。”他说起那个人。

蒋能杰在一渡水镇光安村父母家屋后的一块闲地上接电话,土地上一层毛乎乎的绿,他背后是绵绵的越城岭山脉。他提高音量好盖过鸭子成片的叫声,气喘吁吁,走来走去想找个信号清楚的地方。

别的事情他也试过,比如在公司里当一个职员,实在干不了。拍纪录片让他开心,别的事情不能。他知道他这个人挣不了更多的钱,可恰好挣更多的钱也不是他的目标。不是被迫,不是不得已,是他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他是主动的,这是为什么蒋能杰没有苦涩的感觉。

一代一代人

蒋能杰为他的村庄感到苦涩,这是真的。他为他的父辈、同辈、后辈,为村里的一代一代人感到苦涩。一渡水镇背靠的越城岭山脉,在历史上有光荣的位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山脉矿产丰富,开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蒋能杰的父亲蒋美林,十七岁去矿上做工,1990年代查出尘肺病。在纪录片里,蒋美林因为下不了矿,作为一个驼矿石和炸药的马夫出现。蒋美林蹲下洗碗都喘。二叔洗肺洗出来一摊黑水。如果外公没在他7岁时死于矿难,也大概会患上尘肺病、死于尘肺病。

《矿民、马夫、尘肺病》前半段是村民们在矿上的生活和劳动,后半段是他们患病、治病和死亡,聚焦在赵品凤和他的家庭。赵品凤靠呼吸机生存,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渴望空气。在一个停了电的夜晚失去了机器的帮助,死于凌晨。他的死亡把贫穷传递给他的儿女。蒋能杰家祖祖辈辈都在矿上做工

一渡水镇有200多名尘肺病人。死者赵品凤另外两个兄弟也是尘肺病晚期,其中之一死在了他前面。在矿洞里呆上十年二十年后,他们的肺部成了黑色的纤维体,石头一样硬。许多尘肺病人跪在地上死去。

蒋能杰同辈的人大多出广东、浙江一带打工。他们输出劳力,他们的儿女随之成为“留守儿童”。渡水镇四季分明,土地能孕育春秋两季水稻,留守的老人只能种一季稻。稻田荒芜,村庄比过去更荒凉,是一个累赘,一种负面。

蒋能杰小时候有做警察和作家的梦想,但在镇上同一个村小,孩子们一个个小脸发亮,说,“长大了想打工。”一个孩子进一步说,她要像她爸爸那样去广州“踩电车”。6000万留守儿童,3亿农民工,600万尘肺病人,有的人给下一代传递财富和地位,他们传递贫困。这是一个苦涩的现实。一个六岁小女孩的“愿望”

村里的尘肺病人当蒋能杰是个摄影师,就请他帮他们拍个“寿像”(遗照),他给他们打印、装裱好,像礼物一样送给他们,他们也像收礼物一样捧在手里。

“新闻记者来农村采访就好了。”影片里的村民交谈时说。

读了大学还回来赶马

蒋能杰跟村里大多数同辈不一样,他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他跟大多数学生也不一样。他那时就想拍纪录片、当导演。大多数人在谈恋爱。“谈个鬼,要死要活的,”他说,“那不是我的正事。”

2008年,蒋能杰大学毕业,往影视公司投了几份简历,没命中。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乡村小学即将消失。他在超市当收银员攒下3千多元,借了5千元,买了一台手持DV,赶在小学消失前,回到了一渡水镇。

周一到周五,他拍村小里的儿童和老师,周六和周日,去附近山上拍矿民。这在后来成为他的作品《路》和《矿民、马夫、尘肺病》。在当时,他成了一个自讨苦吃式的人物,在村小做一个代课教师,志愿的,没有工资。在矿上,背着机器拍摄,还赶一匹马,运矿石、炸药上山下山,一天挣100元。

村民们笑他:“读了大学还回来赶马。”

在山上,拍着拍着电池就用尽了,没有地方充电,也没有多买一块电池的钱。他的拍摄计划旷日持久,这使他长期过着负债的生活。众筹、打赏人的名字出现在他片尾的致谢名单中,方方正正的名字一屏一屛地滚动,滚动到最后是他的收款二维码。

钱始终是个问题。他自己打短工,也依赖资助和借债。做了很多事情来供养他的拍摄。制作过程能省则省,一个片子的成本在3-5万之间。《马夫、矿民、尘肺病》他包揽调色、剪辑,成片里每一年的山和田野的颜色都不同。蒋能杰的纪录片拍摄了8年

如果一个人一个月能挣五千块,为什么不去挣?没人理解他。他穿十几岁时的旧衣,姐夫和堂哥淘汰下来的衣服他也要,他母亲李卯叶叫他出门穿好一点,“太寒碜了,太穷了。”

可蒋能杰说,在吃穿上花时间是浪费。“叫我穿什么衣服?我看见哪件就穿哪件。”谈恋爱也是浪费。后来是他太太的李小钱扼要地总结丈夫:“没有耐心。”

蒋能杰只对拍片子有耐心,对两个儿子有耐心。她觉得他对她也没有耐心。

过年时,在外打工的同辈会开一辆小车回乡。蒋能杰说,“骑摩托一样。”摩托车还不是他的,是蒋美林的。参加同学会他就借来,一溜烟腾腾地骑过去。同学们吃饱喝足了开始列举,哪个亲戚朋友千万身家。蒋能杰想,“又管你屁事。”他们问他做什么,他说,“我是打牛的。”

他接拍葬礼,也拍婚礼,不作区别。有了几部作品之后,有时他也能接到“几分钟的片子挣几万”的活。但他做着做着就想跑,跑回去拿起机器,回到一渡水镇。

自讨苦吃

蒋能杰拍摄起因是情感:他二叔洗肺洗出来的那一摊黑水,他想让别人也看看,邻村的尘肺病人赵品凤将死时干燥的呼吸声,他想让别人也听听。

7岁那年,蒋能杰的外公被人从矿山上抬下来,停在屋外。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湿毛巾擦去死者身上变深的血迹。他外公死时56岁,在农村是正当卖力的时候。没钱买烟,就去矿上做工,挣了钱,很阔气,矿塌了,就死在那里。身体都不再完整,头颅失去形状。蒋能杰的小姨夫走在死者身后免于一死。

矿难是频繁的,矿民们谈论家常般谈论不断的死者。他拍摄的那个矿洞里的一个工人在后来被砸断了腰,半年后死在床上。赵品凤死于2018年。蒋能杰外公被砸死的那个矿洞距他拍的那个不远。因赔款破产的小矿主、他的一个表弟,去广州送起外卖。逃过一死的矿民,大多在四五十岁时成为尘肺病人。几乎没有更好的结局。矿民从矿洞中搬运矿石

至于那些孩子,他拍摄他们就像拍摄自己。他在大学时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而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蒋美林得尘肺病后,李卯叶去了广东从化的一家玩具厂打工,把做妻子和母亲的时间交给了流水线。十岁的蒋能杰给玩具厂里的妈妈写信。他拍摄的那些孩子,一两岁时,爸爸妈妈连同爸爸妈妈的时间就被某个流水线占用了去。孩子们和他们的回乡过年父母在路上相遇,彼此认不出来。

如果孩子世界里的大人都在“打工”,他们自然不会有别的梦想。蒋能杰一边拍摄一边理解他的光安村,把那种情感变成了责任。那东西像个钩子,使他总是想回到一渡水镇光安村去。

马夫蒋美林不喜欢看儿子总回来村子里。他觉得他该去努力成为一个拥有城市户口的公务员或者教师。蒋美林叮嘱妻子李卯叶,不要拿钱给蒋能杰,要他知难而退,不要自讨苦吃。可蒋能杰像头牛一样,一门心思拒绝过那种生活,不怕成为一个笑话。母亲就偷偷塞钱给儿子。

蒋美林得了尘肺病后,下不了矿,只好赶一匹马上下山。蒋美林的父亲在反右年代自杀,他没能读几年书就去了矿上。当他自己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后,他非常重视教育,常在不想干的人的围观下用棍子和鞋子教育他的孩子。蒋能杰毕业之后回到村子里”不务正业“,使蒋美林的期待落空了。蒋能杰的镜头与马夫蒋美林紧张地保持着距离。既要拍父亲,又怕他揍自己。蒋能杰耐心十足,远远地拍、从侧面拍、偷着拍。

再到后来,蒋能杰拍的东西有了一点回响,拿了几个奖。电视台的人也来采访。有大学收藏了他拍摄的留守儿童的影片作为文献。蒋能杰敢于把镜头朝父亲端近一点了。后面几年里拍摄中,马夫蒋美林在镜头里有了语言和特写。

没耐心的人

另一个和家里缓和的原因是,蒋能杰终于交到了女朋友。2012年,蒋能杰带了女朋友李小钱回来,还准备结婚。他第一次有了一份两千元固定工资的工作,为一个公益项目打工。父母觉得儿子虽然是没什么出息,但“不会饿死,不会娶不到媳妇了”。

蒋能杰能拍摄下去,除了他这个人跟头牛一样卖力,还因为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恋爱和结婚上,他没有因为缺乏耐心而受到什么挫折,出奇地顺利。

姑妈之前介绍过一个女孩给他。还不怎么熟悉,女孩就要他“交代过去”,“跟谁谈过,跟谁写过信”。他想,我过去关你屁事。他鼓起勇气跟女孩说,不谈了吧。既没心思也没钱,片子还没拍完。说完之后,蒋能杰快活地买了一瓶啤酒喝。

要蒋能杰这么没耐心的人去追一个女孩子,那是不可能的。他吃饭都没耐心,“吃个泡面吧。”对买车也没兴趣。“我觉得开个车烦死了。”买房更不用去想。

“不要扭扭捏捏考验我,没啥可以考验的。考验几天我就放弃了。”蒋能杰说。

李小钱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员工,是蒋能杰同学的妹妹,为人爽快、直来直去,还没有考验他人的兴趣。结婚后她说,“蒋能杰,你这个人还是停留在原始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饿不死就行,冻不着就行。”

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生活在广州。蒋能杰有钱就去买设备、买挡板了。李小钱不管他,知道他干别的不开心。蒋能杰甚至跟孩子们(一个7岁、一个3岁)坦白,“我没有买房的能力”。他打算等他们大一些跟他们讲,”自己财富自己创造。”

蒋能杰要求自己不离开孩子和太太超过一个月。孩子跟他很亲密,“昨晚还非要跟我睡。”两个孩子的笑声从远处传到近处,在电话里冒出来:“你好!你好!——”他们占据了爸爸的电话。拍摄现场的蒋能杰

给自己留个镜头

“我可能还是比较理想主义。”蒋能杰说。这个词对一般人的耳朵来说,已经没什么价值。但在他那里还是个好的词。

他的村庄不为人知,也没什么特殊之处,是中国无数相似的乡村之一。但人是一个一个人,非具体不能描述他们的生命。他显然不是第一个返乡的人,也许是因为越来越少人这么干,他成了新闻人物。

拍这个有什么意思?你能改变什么?你能解决吗?有人问他,他答不上来,像被当场纠到了错。“现在可以怼回去了,各司其职,我做好我的事情,我反映了问题,我呈现了问题。”

蒋能杰拍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乡亲、亲人。还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他长大后回到他们中间,就像出生在他们中间。他在城市里始终是个外乡人,大学时,他因为坐公交车和司机吵架。司机像看个傻子一样看他。蒋能杰说为什么是两块钱,我就两个站,也要收我两块钱。

大学暑假,他去母亲李卯叶在的玩具厂里,跟她在一条流水线上打工,挣一份学费。李卯叶会在路上随手捡些矿泉水瓶子,攒起来卖,几分钱一个。他看到了也去捡,她不让他捡,因为他是个大学生。后来,李卯叶帮他到广州带孩子,在小区里捡一些纸盒。蒋能杰帮她拿,她说小区里的人会看不起他。“我说看不起个鬼啊,管他屁事。劳动所得,不偷不抢。”他和李卯叶一起拿去称斤卖,卖几块钱,她开心,蒋能杰也开心。

大学生、农民、农民工,城里人和乡下人,蒋能杰不喜欢这种分类方法,在他的分类方法中他母亲李卯叶、他自己、马夫蒋美林、已死的矿民赵品凤,都是劳动者。

在拍摄《马夫、矿民、尘肺病》的一天,他赶马上山,到了矿洞口,突然有了一个自私的念头:给自己留一个镜头。那时他25岁,刚刚体会到劳动的沉重——无论是做纪录片导演还是当一个日结100块的马夫。他把DV设备支在一边,卸货、喘气、拿一个塑料瓢舀水喝,在自己的取景框里劳动和休息。他头发上是灰,胶鞋上裹着泥,跟其他人没有两样,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是导演本人。蒋能杰在纪录片中给自己留了一个镜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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