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回忆录 是真实但不准确的
编者按：本书可谓是回忆录和自传这种文体本身的“传记”，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畅销书作家奥古斯丁·巴勒斯的《拿着剪刀奔跑》，从尤利乌斯·恺撒到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 格兰特，从马克·吐温到当代幽默作家大卫·赛德瑞斯，不论是古罗马时期的战记，还是当代的名人回忆录，从古至今，纵观回忆录这种文体的前世今生，穿行在粉饰与真实之间，揭开自传体作品的文学密码。
与之前（吉本、卢梭）和之后（约翰·阿丁顿·西蒙兹、亨利·亚当斯）的自传作家一样，马克·吐温选择在死后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解释，这是保证真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我之所以选择在死后公开这些话，而不是在世时就对大家说，是有正当理由的——这样我就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某人尚在人世时就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给大家看，那么不管他多么努力地直言不讳，最后都很难如愿。他终将意识到，这是一个人活着时无法做到的事。”
回忆录中的虚假还远不止刻意的谎言和虚伪的删减。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几乎没有一件曾打动我心弦的事是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经历了那么多接二连三的事之后，很难避免把时间或地点张冠李戴的情况。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赖以佐证的日记或文件，也没有能帮助我回忆的其他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些像刚刚发生那样，在记忆中十分清晰，但也有遗漏或空白，我只能用与我的记忆一样模糊的叙述来填补。所以，有的地方我有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切的材料之前，我可能还会出错。但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的叙述是准确且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做到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后来，卢梭还反复提到，虽然某些叙述可能存在谬误，但这无关紧要：“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所做的，我也不会记错，我在这里写下的主要就是这些……我许诺交出我心灵的历史，而为了忠实地写出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记录，我只需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遵循内心就够了。”
卢梭一如既往地很有先见之明。如他所承认的，也如一个世纪里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人类的记忆远远不能被当成值得彻底信任的机制。传统认知把记忆当成检索系统，就像能回放的录像带，或是能调取记录的电脑。在这种模式下，记忆的能力受限于大脑的容量：当某条信息被更新的或更紧迫的信息挤出去之后，它就会被遗忘。只有在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扭曲或虚假的记忆。
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观点就是记忆是反复无常的。他探讨了我们是如何被波动的情绪捉弄的，以及我们的精神防御系统是如何（在他所谓的压抑中）除去痛苦经历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持续的研究，后来的心理学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们发现记忆本来就不可信赖：记忆不仅会因缺漏而变质，还不可避免地会被曲解和捏造。记忆本身就是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它将“真实”的记忆、对世界的认知、从各处收集来的线索以及对过往记忆的回忆拼凑在一起，看似有凭有据地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妙笔一挥，把内心的设想粉饰成了真实的场景。正如心理学家 F.C. 巴特莱特 1932 年在开创性的著作《记忆》（Remembering）中所说：“记忆显然更接近重建，而非单纯的复制。”
而且，重建的过程受制于各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失的部分越来越多。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奥弗曾向一群高中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他们生活的问题，三十四年后，他又让这群人去回想他们的早年生活并回答同样的问题。两次实验得到的结果相去甚远。这群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在成年后回忆说宗教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很重要，而在他们青少年时，有近 70% 的人这样回答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记得曾受过体罚，而在他们青少年时，有近 90% 的人回答“是”。
导致曲解和谬误的还不仅仅是时间。事件发生后，如果我们试图记住得到的提示或建议，甚至是不易察觉的暗示，记忆就会迅速滋长。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塔斯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很多开创性研究。她和几十名年轻人多次面谈，并要求他们回忆“在购物中心迷路的经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在商场里迷路过，但面谈结束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都表示“想起来”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向被测试者播放了一名男子进入一家百货商店的监控录像，并告诉他们，不久后，这名男子杀害了一名保安。接着，研究人员向被测试者展示了一组照片，要求他们从照片中辨认出歹徒——其实这些照片里的人都不是。在一些被测试者（错误地）选择了其中一张照片后，研究人员就告知他们选对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施克特在调查之后写道，这些被测试者“声称他们对自己的记忆更有自信了，对歹徒的印象更清晰了，对他的面部细节也记得更清楚了”。施克特指出，如果这些人出庭做证，他们对自己记忆的信心“对陪审团来说将是极具说服力的”。
这种对自己记忆的信心对自传的读者来说也一样极具说服力。除了警察和检察官（或心理学家）的诱导性提问之外，暗示还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回忆录这种东西本身就与不带任何主观倾向的记忆截然不同。在每一个事件、情节或人物的背后，是对某个人的一生的诠释。其中隐含的信念是，人的一生可以被写在纸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个好故事。最终展现出来的则是各种来自内心的暗示。即使有精确的记忆这种东西存在，在这般压力下它又如何不动摇呢？
心理学家 C.R. 巴克莱在总结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认为，大多数自传中的记忆是“为了维护自身和过往的完整性而进行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但不准确的……人们通过这些看似可信的重建来传达生活的意义”。另一位围绕记忆进行了实验并有大量著述的心理学家乌利齐·奈瑟尔是这样说的：“我们可能记得一整件事，也许印象清晰得足以推断出一些更具体的特征，但我们不记得那些特征本身。这就是记忆容易被不经意地曲解的原因，也是虚假的东西也常常看似“正确”的原因。我们永远无法充分地评判“历史真相”，因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太过丰富，任何人的记忆都无法完全保存。但以一种相对准确的方式记住一些总体特征，就相对容易。这样的回忆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尽管其中一些细节并不准确。”
书名：《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
作者：[美]本·雅格达 著
出版社：未读·思想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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