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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武汉 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打包带走

澎湃新闻 2020-04-09 18:36 大字

原创 许珂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武汉 “解封”后开往省外的首趟始发列车 图丨新华社

对于这两个月里留在武汉的外地人来说,此刻能离开,谁会不激动呢?但真的要告别时,或多或少有些失落和不舍。许多问题一时间还探不到答案,但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撰文丨许珂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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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一步步向前,验证、扫码、进站,程序比预想的要顺利许多。诺大的候车厅还没嘈杂起来,座椅、商铺、检票口,也大多空着。就在4月8日上午七点,武汉发出的第一趟高铁在轨道上滑出——停摆76天,城里的人们对秩序和流动的渴望从未如此迫切。

只是旅客大多沉默着,不时举起手机拍几张照片,想要记下这个瞬间。终于离开了,周浩还是有点没缓过神:1月23日,他从上海回湖北荆门老家过年,需要在武汉转车,遇上了封城,只好投靠一个朋友,在出租屋里隔离了76天。

在陌生的城市里隔离了两个月,这段时间对他意味着什么?一时间还探不到答案,但眼下顾不得那么多,看着窗外的风景加速后退,周浩松了口气,起码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原本要回北京的苏祎,也在4月8日早晨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高铁。凌晨四点,苏祎爬起来。前一晚,她早早收拾好了行李,等着天亮之后,志愿者送她到火车站。

她特意拍了一段视频:查身份证、扫绿码,十分钟就顺利进站。车厢基本已经坐满。武汉站,人们排队检票进站

3月22日,得知可以离开武汉时,苏祎就开始准备了。到底回到哪呢?她四处打电话——北京的电话,告诉她要由社区对接才可以返回;放心不下,又打河北、天津的热线。最后,她考虑到上海:女儿从国外留学回来,还在上海。自己是制片人,马上开机的电影投资方也在上海。

市长热线打过去,苏祎询问,能否自行在上海家中隔离,当时工作人员没有答复。不久之后,她接到对方五次打来的电话,一个个解答她的问题,还帮她对接好了居住的社区。

那段时间,她还联系了武汉市长热线、以及在武汉居住的社区,最后去了洪山区政府,这是她在家隔离68天后第一次出门。区政府回复她——

如果想在4月8日前离开,需要去做核酸检测,还有开复工证明。但如果是4月8日以后离开,只需要持“绿码”就可以了。

隔离期间,下楼倒个垃圾,苏祎要给自己消毒半个小时,想到为了做核酸检测等证明,要去医院接触更多人,她决定挨到4月8日再走。

直到武汉解封前一天,她在京心相助APP里提交的返京申请已通过,指定她乘坐某一趟高铁返京,等到苏祎想买票时,发现这趟车未来十天的票都已售罄。而武汉前往上海还有车次。对她来说,能离开武汉,就已经是向新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同在武汉洪山区的另一户居民楼里,邓媛媛的父母也几乎整宿没睡。两位老人当初兴冲冲来武汉为儿子筹备婚礼——1月20日,从老家郑州赶过来,当天晚上从电视上听到钟南山说“肯定人传人”,他们留在了武汉。

疫情最严重时,一家人半个月都没有下过楼,家里没菜吃,也不敢出门。

直到3月25日,得知武汉开始松动时,邓媛媛就天天拨打郑州的市长热线。起初在武汉社区登记了滞留人员信息,三天登记一次。郑州方面隔了几天反馈:从武汉回去需要自费隔离和做核酸检测,每个人大约需要3500块钱。几个人加起来,是笔不小的费用,去了郑州能否及时返回也是问题,邓媛媛还是有点顾虑。

4月7日下午五点,他们在郑州的媒体上看到河南省下发了新政策,可以提供免费的核酸检测,如果结果呈阴性,也就不需要再隔离。

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刻开始收拾行李,当晚过了零点,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不少武汉周边的人纷纷开车排队出城。一家人看到直播,心里觉得踏实不少,第二天一大早,邓媛媛决定开车五百公里,送父母回家。4月8日凌晨,车辆有序驶离武汉 图丨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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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的日子,周浩零星记得一些片段:疫情最严重时,出租屋恰巧停水停电,后来联系到社区志愿者,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买不到菜时,小店老板一家一家送菜。这期间他见识到了武汉人的暴脾气和真性情——有一次买菜群里一位阿姨要鱼,小店老板好不容易买到一条,结果阿姨说要鲫鱼做汤,惹怒了老板,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老板还是弄来三条鲫鱼送到了门口。阿姨也觉得愧疚,做好饭之后,亲自送给老板。

“武汉人很少说对不起,都是直接用行动弥补愧疚。”而周浩也在这样的经历中停下脚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离开武汉时,觉得和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羁绊。

最初的日子难熬,齐泽伟现在也不愿意回想,他太紧张了。“睡在酒店,听到隔壁有人咳嗽,第二天听见更多的咳嗽,导致晚上常常做噩梦,被吓醒,出一身冷汗。”至于吃饭,去超市一次买了四百多块钱的饼干,“吃到看见饼干就想吐。”

年前,他本来打算去成都旅游,临时决定在武汉下车,先逛几天,没想到遇到封城。因为对酒店的消毒卫生不放心,换了五六家,直到找到一家“每天测体温、消毒十次”的酒店,才放心住下来。

一个多月后,他在微信上看到,方舱医院招募消防志愿者,就报了名。去方舱,说不怕是假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事情做,就意味着能抓住一点希望。

志愿者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七点起床,三到五公里的热身,然后消防演练、巡查,直到晚上十点多,二十斤的作战服穿在身上,走一两公里就要大喘气。几天下来,齐泽伟觉得自己瘦了至少十五斤。

但方舱的伙食不错,不用再靠饼干度日,每餐三荤一素吃不完,就去喂医院周边的流浪猫狗,压力逐渐被排解。

形势一天天好转:八九天后,方舱关门,齐泽伟被统一安置到了一处隔离点。到了之后,他才发现,好多火神山、雷神山的“英雄志愿者”也在其中,这让齐泽伟感到兴奋。

门还是不能出。但比起最初到武汉,齐泽伟的心态完全不同了。他做了核酸检测,放下心来。工作人员每天会把饭菜放在门口,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接到指挥部的电话,询问他4月8日是否愿意离开武汉回河南。

提供了身份证,齐泽伟没再为这件事操心,火车票由上面统一购买,当天会有专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多趟列车驶出武汉

在武汉的两个月,齐泽伟没向父母和好朋友提起过,他用另一个微信号每天更新朋友圈,晒美食、晒风景,假装自己还在旅行中。知道他行迹的反倒是不太熟的朋友们,“关系近的人知道了反而会有心理负担。”

返回河南之后,他打算依然守住这个秘密,但这段经历已经改变了某些东西,“在这里拼的就是免疫力,健康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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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只是一个时间刻度,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同样摆在留下和离开的人面前。

苏祎筹备的电影签了合同,6月底之前必须开机,她所在的影视行业这两年本就行情不好,加上这次疫情影响,受创率更是百分之百。

按照先前的计划,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北京和导演确定最后的剧本,但眼下,一切都被打乱了。但苏祎觉得还是要加快努力,争取让电影顺利开机、拍摄、上映,“我们这个电影也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片子,希望也能鼓舞一下大家。”

隔离那么久,情绪上的起伏难以避免,她觉得在武汉待了两个月,自己变得多少有些患得患失,“看到那些振奋温暖的东西,情绪会很高昂,但一想到同行们都开始为事业打拼,我又觉得自己掉队了。”

几年前,苏祎就做过一个关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剧本,当时两个编剧还做了大半年的调研,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剧本没有做成。现在,她想重启这个剧本,因为经历了武汉从封城到解禁的整个历程,一路走来,苏祎觉得有很多东西还可以传达给观众。

而邓媛媛的父母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在武汉隔离时一度报名想去医院做志愿者,由于年龄偏大没被允许。后来被家乡的单位领导误会,觉得他们不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邓媛媛替父母委屈,“被隔离的日子那么煎熬,如果能离开,谁愿意不回去。”她希望这次回去之后,能好好替父母解释一下,相信湖北之外的人也会对他们多些理解。

原定于三月举行婚礼的弟弟,也打乱了计划。年初双方父母准备好了请帖,订好了酒席,眼下武汉的情形,可能要延后到九月才能举行。

疫情期间,邓媛媛失去了外公。老公的一个表妹不到30岁就去世了,还有一位朋友的家人也因为其他疾病而离世。这些都对邓媛媛触动很大,经历了这么多得失,现在一家人在武汉没有被感染,都健健康康,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武汉解封之后,滞留的外地人带着关于这座城市的各种记忆离开,那些此刻还留在城里的人,等待着正常生活的开启。武汉逐渐复苏,人们的生活重回正轨 图丨人民视觉

*文中周浩、齐泽伟、邓媛媛为化名。文中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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