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艾明义先生
我与艾明义关系并不那么密切，是那种意趣有所相投而又能相互尊敬的朋友，正因如此，前日一闻噩耗，惊愕之后，内心发堵，默坐多时，后找出一张与他的合影，发到朋友圈，写下简单的几句话：“正值壮年，猝然而去，前无预警，后无招呼，造化弄人，竟至于此，闻之痛惜，心伤不已！”
我与艾明义真正的接触和交往始于2008年与罗毅力副主席、凌阜生副部长四人共同编写《黄帝之山》时，一同外出搜集资料、下乡考察调研，才开始对他的为人和修养有所了解。他那时担任农机局长，之前担任过乌石乡党委书记、区计生委主任，同时在书法、绘画、奇石等方面有所造诣，在同龄人中可谓是佼佼者，但他几乎永远都是乐哈哈的形象，热情亲切，平易近人，从无高高在上拒人千里的模样。记得那次我们一同四人考察桃岭古道上的一个遗址，他开车将我们带到郭村，然后开始爬古道。他有多年外出寻找奇石的经验，下车后，他从后备箱里拿出钢钎和小锄头，扛在肩上，让我们都很惊讶。后来在遗址的挖掘中，他所带的两样工具果然起到了无可或缺的作用，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考虑周全。在挖掘过程中，他的力气大，凡是要出力气的地方，都是他冲在前面，不辞辛苦。
那次考察，我们一直到下午二点多才下山，岂料他所开的是一台老掉牙的旧车，我们坐上车刚一发动就熄火了，而且再也打不着火。他立即下车打开前盖寻找原因，但任他再怎么鼓捣，车子也发动不起来。最后他钻到车底，终于发现是一条三角履带断了。等他爬出来，已是满头大汗，脸上沾了油污，身上也裹满泥巴，俨然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汽车修理工。郭村没有修车的地方，只得打电话请城里的修理厂派人前来维修。等来人将车修好，天已经黑了。为这，他向大家连连致歉。
我们在编书的过程中，常常会为一些问题发生争执，我原先以为，他为人随和谦虚，肯定会附和别人的意见而避免发生争执，但后来我发现在研讨的过程中，他却能直言不讳，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而决不随意附和顺承别人，使我看到了他性格中正直的一面，为此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书法、画画、写作都是用业余的时间，每年为我们《文史资料通讯》要提供一至两篇稿件，有时我也陪同他一起下乡采风。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兴村的松山寺追寻该寺的历史，寺中有块残碑，立在墙根，因碑上的文字细小，只能蹲下来观看，时间久了双脚吃不消，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俯向碑前，详细辨认，我也只得陪同他席地而坐，辨认完以后，他拿出纸笔，坐在地上，趴在那里，将碑文全部抄录下来。此时让我真切地感到他做起事来，身上那种认真、执着、痴迷、全身心投入的劲头。我想他在书法、画画方面，不是科班出身，未经名师指点，天赋也只属中等，完全是靠这种劲头，才会有所成就，确是难能可贵。
我与老艾最密切的接触，是在2015年元旦期间，我与他及杜可林主席一同到北京参加活动。第二天我们从天津又回到北京，我与他一道到中央电视台旁边一幢大楼的“艾问工作室”，第一次见到他女儿艾诚姑娘。他也与我一道在颐和园国际关系学院看望我正在读大四的女儿，然后我们又到清华大学拜见一位老教授。最不能忘记的是离开北京的那天，中午喝了一点二锅头，两个人都满脸通红，昏昏沉沉。到机场后，他要购买一些北京特色的糕点食品带回送人，在购物时，他酒劲上来，歪歪倒倒，我也只得跟着他，随时注意他的动态，在付钱时，他软绵绵地靠在我身上，昏昏欲睡的样子，我将他振醒，他才提起精神来。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把我拦下，说我身上有好几个打火机，我立即否认说“不可能！”因为我进来时已将打火机上交了。安检员叫我把外衣脱下，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摸，果然摸出了三个打火机，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时窘态万状。一旁的老艾哈哈大笑起来。这也成了他的一个话题，后来只要有我俩在的场合，他都向在场的友人讲起我们在北京机场酒后洋相百出的故事，那可说是我俩共同拥有的最窘迫且最难忘的故事。
自那以后，我们的交往一如从前，可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年中相聚的时刻屈指可数。时间就过得飞快，眨眼五年过去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就走了，这不仅是我，也是他所有的朋友都难以接受的事实。痛定思痛，我只有记下我们的过往，以此向他告别。
我和他是同龄人，他的月份比我大，见面时他对我直呼其名，我则称他老艾，在此告别之际，我还是称他一声老艾——
老艾，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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