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生存中的爱情
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走出了此前他大多数获奖同行都曾经历的困局。那个咒语般笼罩这诺奖得主的迷雾，说来亦是常理中的事：人很难永葆成就的高峰。如此，在诺奖确认的成就极点后，大多数人的创作生涯都俨然在走下坡路了。
他显然没有被此蛊惑，得奖不久后，马尔克斯写完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将爱情故事置放到霍乱、战争、偏见横行的社会背景中，对情感进行疾病化的书写，揭露了情感与疾病间神奇而复杂的关系，以此展示出爱情背后强烈的抗争性和巨大的人性力量。这再造创作高峰的努力，如同这本书里书写的惊世骇俗的爱情一样，显示了一种突破成见和守旧的勇气。
将爱情视为人生的中心和价值
与《百年孤独》一样，《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在国内备受知晓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诞生时间相差18年，叙写的是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桑榆之恋，其中近乎穿插涵盖了世间各种爱情景象：摄影师赫雷米亚与黑白混血女人之间隐蔽的秘情；少年弗洛伦蒂诺与少女费尔明娜之间柏拉图式的迷情；成年弗洛伦蒂诺与不同女人之间的露水情缘；乌尔比诺医生与林奇小姐之间突如其来又战战兢兢的婚外情……
马尔克斯将爱情视为人生的中心和价值。爱情可以使寡妇的沉寂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和乐趣，使少女得到幸福与快乐，使老人获得新生和勇气，同时，爱情又使人浪荡不羁，然后又使人性复归而忠贞不渝。
事实上，在马尔克斯的众多小说中，男女情爱几乎是无法摆脱的主题。他曾经如此解释爱情受到人们青睐的原因：“我认为是感情这东西的认同，感情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愫。”而这种认同在男女情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起亲情和友情，只有爱情能在没有血缘、没有相同的兴趣和经历的情况下，甚至在两人有真正交流之前就可能产生，而且被爱情袭击的感觉比什么都强烈，比任何感情都能直击心脏。因此爱情是表达情感认同的最佳选择。
为将这些爱情放置到特定的境况中，自然灾害，尤其是“瘟疫”，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在马尔克斯的传记中这样写道：“他对大自然的这些捉弄念念不忘”。瘟疫在他的小说中得到反复刻画，只是形式有所不同。有的直接表现为具体的生理上的疾病，如霍乱；有的则表现为具有瘟疫性质的抽象概念，如战争、爱情与孤独，或者几者兼而有之。
在他笔下，爱情与瘟疫之间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得到了细致的描绘，而这种描绘归结于心理和人性的状态，爱情的疾病性反应是心理的状态作用于身体的结果，所以身体的表达是心理表达的集中体现。同样，爱情和瘟疫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反动，是一股逆流，爱情对传统、对偏见、对主流文化的反动力量正如瘟疫对生命的反动力量一般，这是一种相反相成的书写方式。
一种倒错一种反讽的情感基调
跟《霍乱时期的爱情》不一样，乍一看《倾城之恋》这个题目，仿佛弥漫着浓郁的浪漫气息，不难让人联想到才子佳人历经重重阻碍，最终成全一场爱情的传奇故事，也可能想到李延年的“一笑倾人国，再笑倾人城”这个包含了一个为了美人一笑而不惜倾国倾城的典故的诗句。
而与此矛盾的，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倒错，一种反讽的情感基调。《倾城之恋》确实也有才子佳人的外壳：白流苏，一个遗老家族的中国古典淑女，风韵犹存，已离异；范柳原，风流倜傥，经济殷实的华侨后代，黄金单身汉。他们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最后在香港沦陷的炮火中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但是，在这个外壳之下，张爱玲则完全颠覆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浪漫的爱情、为爱牺牲一切的勇气在这里不复存在。“倾城”是一座城的“倾倒”（香港沦陷），成全一双人，而不是歌颂至高无上的爱情。小说“倾城”的寓意不言而喻，题目与内容的巨大反差，给人以更多的思想冲击，也成就了《倾城之恋》的经典地位。
当然这是张爱玲作品一向的基调。她用冷峻的笔触写尽了现实，也不乏关于“生存”的主题，可以说她小说中人物的种种选择无不围绕着“生存”这一现实法则。与其说她写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不如说写的是那个年代中的人性和现实，普通的大众如何背负生活，为生活坚持了什么又放弃了什么。女主角白流苏的家庭，亲情凉薄算计，她与哥嫂有着金钱纠纷，背负着“生存”的压力，迫切地想攀上范柳原，在上海苦熬几个月后等到柳原的寥寥数字邀请便再次坐船到香港，为“生存”妥协。范柳原虽然拥有金钱、身份，但是没能逃脱时代的威胁强加给人的精神惶恐。钱财、地产、天长地久，一切都似乎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平凡的生存。在张爱玲笔下，乱世战争的苍凉和绝望中，人们只能选择“生存”。那跟爱情可没什么关系。
封面新闻记者施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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