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下的乡土中国 河南基层观察
导读
农村超市堆积如山
留守妇女的柴米油盐
95后辍学青年的婚姻问题
基层农村干部的难题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原创：于怡朗
2020年的农历初八，村儿里每条水泥路的两头儿都被村民自发地堵上了，路障就地取材——拖拉机、枯树枝、电线杆儿、粗麻绳和红砖头等等。路障之内的几十家老邻居们嬉笑依旧——该串门的串门、该打牌的打牌，可是一旦发现有外来电动车进入路障，老邻居们就突然变得十分团结——齐声谴责陌生人，让陌生人掉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里是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下面的一个基层农村，夜里十点之前空气里永远循环播放着悠扬且模糊的广播声：“广大村民请注意、请注意！疫情防控重中之中！请大家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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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超市堆积如山
对门的大奶李桂如是村里的妇女主席，这两天求她办事儿的人不少。村口小超市老板武洲年前进了很多货，本打算趁着春节大赚一笔，没想到武汉瘟疫突然爆发、疫情越来越严重、上面禁止村民串门和拜年，武洲小超市门前那一摞又一摞的商品滞销了，无奈之下他夹着两条烟托关系找到了村干部李桂如，桂如大奶趁着村民们晚饭后出门遛弯儿的空闲时间把武洲的情况向邻里们讲了一下，月嫂万丽接过话茬儿说：
“日他姐呀！做生意都不容易，武洲今年赔得血脓，听说他超市里进的货打的都是欠条啊！明早让他晚些来，俺们起床晚，我先订两箱鸡蛋！”
武洲的2020年实在有些难过。鼠年村里不让放鞭炮，一排排警车浩浩荡荡地在村里一遍又一遍地巡逻，谁家门前有红色的鞭炮纸谁就有被罚款和拘留的风险。武洲超市里的红色鞭炮堆积如山，武洲头上的白头发比往年更加得显眼了。
村里的小超市往往也是人们社交的场所——牌场。武汉瘟疫的头几天还有人去武洲那里玩两把，可随着媒体不断地宣传人们连打牌的心情也没有了。
大年初一和大年初二下着小雨，村儿里的水泥路却泥泞不堪。年前，上面来的施工队为了给村民修新厕所把村里的水泥路毁得烂巴巴，春节停工期间，下雨时路面上布满黄泥汤，天晴时空中挂着粉尘黄。村子里前几年不仅修了路而且架起了灯，可除了春节外，村里总是空荡荡的。
桂如大奶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她说：“今天过节不让走亲戚我省了至少三千元，往年光压岁钱我都需要出一千多，家里总是招待客人，我们吃不完的剩菜剩饭最后都糟蹋了，武汉瘟疫从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顺应了民心，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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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妇女的日常
武汉瘟疫下的农村离异女人们比以前更不爱说话了。
小英的男人海涵是个架子工，常年在省会郑州包工程，35岁的小英留在村儿里给海涵养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闺女上5年级，老二是个儿子上幼儿园，海涵在省会买了房子和车子又养了一个老婆，被迫离婚的小英整日守在家里，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打打散工补贴家用，最近听说海涵和新女人又生了一个孩子……
小英是万千留守妇女的一个缩影，她们学历不高、与社会脱节、除了种地和生育外似乎没有别的技能，留守妇女们为男人付出了一切后却遭到了男人们无情地抛弃，在村子里她们活得卑微且敏感，别人一句无心的话都会在小英们的心头掀起一阵狂风暴雨，严重的疫情让原本就不愿出门的她们更加地自闭了。
村子里不回家的男人越来越多。女权运动永远只属于都市女性，农村女人由于在经济上过于依赖男性所以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面对家暴和出轨她们往往选择沉默和妥协。
村子里被抛弃的女人有很多，比如说粉霞、红专、秋艾、晓敏......
家里的井坏了小英就去挑别人家的水，家里的电坏了小英就让娘家的人来帮忙修，这两天村干部不让串门，因此小英去别人家借东西时格外地客气和小心，河南农村的留守妇女们不懂何为瘟疫，对武汉的地理位置也缺乏概念，她们对瘟疫地了解往往是通过别人之口。
武汉瘟疫下的口罩、蔬菜和面条。小英的活动范围很小，有事没事儿喜欢开着自家的红色电动三轮车载着两个孩子上街逛超市，两边的路封了之后她就托能出去的人帮忙捎些面条，因为她听邻居们说现在超市的白菜从8分钱涨到了3块钱，她想上街给孩子们买几个口罩，去了之后才发现街上的口罩都卖空了，小英说：
“谁知道这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还是赶紧囤些面条吧，后院里还有几棵烂白菜，万一以后不让出门那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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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辍学青年的婚姻问题
瘟疫下的农村婚恋状况。逢年过节，许久不见面的邻居们最喜欢提的问题就是：
“你谈了吗？啥时候能把姑娘领回来让我看看啊？”
一眨眼，村里95后都成年了。我的这些童年伙伴们有的胖了，有的沉默了，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从事着美容美发、汽车装潢、快递外卖等工作，身体素质不错的还会选择去部队里当兵。
返乡后的我们聚在了一起没话找话，聊天的气氛总有一些生硬，这些“农三代”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和他们的父辈一样都是初中毕业，辍学后他们大多选择了投靠亲戚，他们的手艺也是从亲戚那里学来的，返乡后的他们聚在一起吸烟、喝酒打麻将，对于武汉疫情他们大多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农村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信息敏感性，武汉瘟疫刚开始酝酿的时候返乡大学生们便开始自发地向家人和朋友们进行科普宣传了，随着事态地发展，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人越来越多，大学生不再被村里人嘲笑是迂腐了。
武汉瘟疫让打工青年们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更长了。95后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产儿，春节期间他们的婚姻问题成了全村人讨论的话题。海潜二爷说：
“这批男孩子不容易找老婆啊！咱村有14个男娃儿，却有不几个女娃儿，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啊！”
召娃上三年级时他母亲便喝药自杀了，他爹是一个爱喝酒的包工头，召娃的后妈来了之后他爹的生意越来越差，债台高筑的他们输光了一切，召娃他爹离了婚、四处躲债，召娃家的新楼房也被法院封了门。
大年初一是召娃的生日，无家可归的他寄人篱下住在大伯家，他想赶紧回厂里上班，可一场武汉瘟疫让他的归期变得遥遥无期。
召娃的大娘李桂如私下说：“口袋没有一百万就结不了婚，现在女方找婆家最低要求男方在县城里有车有房，车子房子和见面礼加起来至少需要100万啊！我看我们召娃还是去给别人当上门女婿吧！”
辍学青年们的婚姻问题都成了父母长辈心头儿的老大难。村里和召娃情况一样的还有玺娃、宾娃、萧娃、果娃等。
武汉瘟疫让青年返城变得遥不可及。大年初六是返城的日子，看不见的冠状病毒让一切变得遥不可及。村里人大多不务农，他们打拼在城市，家里的新房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排上用场，最近“高速封路”、“14天隔离观察”等传闻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官方媒体的不及时通报让农村打工者们的心悬了起来。
在家呆不住的村民小静和三婶儿选择用串门子、说闲话来打发时间，她俩坐在一起一会聊“钟南山”，一会儿聊“武汉市长革职以谢天下”，甚至还对“科比去世”也有所了解，仔细一问，原来她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都是”今日头条APP”。
农村人大多喜欢用今日头条，精准的算法推荐为村里人获取外界的信息编织了一张别样的网。
46岁的万丽在苏州当月嫂，村里人喜欢听她讲外面的故事。万丽说：
“当月嫂的女人其实都很有故事，我遇到的月嫂命运都很悲惨，不是离过婚，就是男人不争气……其实，月嫂工资并不好挣钱，好月嫂都应该是一个心理学家，宝宝比较好伺候，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一天有20个小时都在睡觉，最难处理的就是婆媳之间的矛盾啦！月子期间宝妈和婆家妈的矛盾比较难搞……再有就是月嫂一定要手脚干净，比如我现在这家的老板总是有意无意地试探我人品，他们总是在我打扫房间时把整包整包的百元大钞放到我能看到的地方……有钱人最怕的就是哪些小偷小摸的人了。”
武汉疫情让月嫂万愁云满面。雇主建议万丽坐私家车回苏州，因为高铁、火车容易感染病毒，万丽本打算初六回苏州，但是后来听说高速公路被封了，外地务工人员还要被当地隔离观察14天，她怕回去不及时被雇主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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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村干部的难题
农村宣传得厉害，村民执行得却很差。不似城市，农村人的房子面积很大，往往是前有客厅后有菜园，门前还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水泥广场，这片广场农忙时用来晒粮食、农闲时用来跳广场舞和串门子。
城里人的单元房像一个又一个密闭的纸盒子，一群陌生人住在一起，虽然距离密集但人与人的交往却十分疏离讲究；乡下人的房子大而松散，同姓的邻里们都是多年的老交情，村里人聚在一起往往有扯不完道不尽的陈年旧事。
在城里，一句“叔叔”或“阿姨”便可以包打天下，而在村里如果喊错称呼便会被别人笑话。
在村里当干部的人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桂如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外面做生意，50多岁的李桂如常年在家里呆着，她一边在村里上班，一边还要接送两个小孙子上下学。武汉瘟疫期间村里有几个村民刚从武汉回来，邻村的姚斌就是其中一个，于是村干部李桂如就整天带着村医小波天天去这些武汉务工人员的家里逐个测体温、做记录。
这两天有人向村医小波反映姚斌不自觉总是乱串门子、乱上街，村医小波找到了村妇女主席桂如，小波希望桂如能够出面解决这件事，毕竟桂如既是党员又在村里的辈分比较高。
今天中午戴着蓝口罩的桂如怀里揣着一摞子红色的防疫传单挨家挨户地张贴。
不似城里人，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乡下人不习惯上网，娱乐活动比较单一，尽管房子都很大，但依旧关不住农村人渴望社交的心。
网上的流言四起，有的说穿毛衣更容易感染病毒，有的说晒太阳也能生病。
农村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概念，一碗饭都能吃好久好久，往往是一边端着碗一边说着闲话。尽管人人都知道瘟疫很严重，尽管听说邻村有一家人全部被抓走隔离了，但是村里人社交的冲动似乎永远也不会被瘟疫和政策所阻挡。
钱穆先生在《论历代政治之得失》中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中国自古以来执行的都是“强中央、弱地方”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不少，但是依旧存在很多矛盾。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都是资本高速发展中掉队的群体，高离婚率与高辍学率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
武汉瘟疫阻断了农村人返城生产的脚步，天灾之下的农村人又该何去何从？
薛兆丰说过，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因为商业使很多陌生人能够在一起完美地合作，城市化的进程中最苦最累的工作往往是基层人在付出，可我们的社会为何总是习惯遗忘这些最广大劳动人民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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