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蒙冤者刘忠林的离婚拉锯战
2019年11月11日，刘忠林拿到了和妻子崔丽丽（化名）的离婚判决书。经历一番拉锯战后，他争取到了房子和车，但他要求返还10万元钱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刘忠林曾是一名故意杀人案的“凶手”。
1990年，有人在吉林省东辽县凌云乡一处耕地内发现一具女性尸体。东辽县公安侦查后认为，刘忠林有重大作案嫌疑。4年后，他被辽源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坚称无罪，多年申诉。
2016年1月22日，48岁的刘忠林刑满释放。经吉林省高院再审后，2018年4月20日，他终被改判无罪。
2019年初，他获得460万元国家赔偿款。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这是最高额的赔偿。多年牢狱之灾后，钱似乎是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了。他将所有的账目和相关文书收藏在家中的衣柜里：银行流水账单、法院冻结财产的民事裁定书、无罪判决书、国家赔偿决定书、释放说明书、汇款单、收款单和零零散散的购物小票。
他用这笔钱买了两套房，一辆车，还开过一间烤肉拌饭馆。
刘忠林看过赵作海被骗走国家赔偿款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能让任何人盯住这笔钱。”但是，面对离婚官司，他害怕失去妻子，却也无计可施。
这场婚姻的终章与其序章一样迅疾。结婚时，他曾怀揣对生育的期待，但他最终选择守住这笔钱，“那是我25年流血流汗换来的赔偿款，谁也不能拿。”
刚出狱那两年，他一穷二白，在姐夫王贵臻的帮助下，去北京、深圳、长春找了多份临时工。这让他与时代稍稍接上了轨。
在快手上，他给一位年轻女子演唱的80年代歌曲《梅花泪》点赞。他用美图软件和妻子自拍，再把照片精修到20岁出头的模样。他的着装也像个小镇上的年轻人——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球鞋。
他看起来的确比同龄人年轻。尽管身材臃肿、黝黑，但处在五十多岁的年纪，他的脸上少了很多皱纹。
他似乎不大明白自己容貌年轻的原由，只记得在监狱里有些人一夜就能白头。“我感觉我还活在那个时候。”刘忠林评价自己。
他一生中交往的女性不多，第一段恋情结束于20多年前他入狱那年，此后没再联系。第二段则是姐姐帮忙介绍的，双方因为在一笔钱的用途上无法达成共识而分手。
2018年底，刘忠林相中了28岁的崔丽丽。从认识到结婚，他们只用了两个月。
“我就寻思着有个家，有个后。”刘忠林觉得，崔丽丽让他看到了踏实过日子的希望。
二结婚是在2019年夏天。
新人满怀热忱。他们去拍了婚纱照，也按照头婚的习俗办了场还算盛大的婚礼。
崔丽丽身材微胖，刘忠林也胖。经过一番精修，照片里相差23岁的两个人看起来年纪相当。
王贵臻记得，婚礼酒席每桌598元，席面在东丰县来说已经算得上排场。
那场婚礼的礼金簿还被保存着。上面记载着，份子钱数额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
婚后，夫妻俩住进了东丰县最好的小区，这个小区有商品房和保障房，刘忠林住的是商品房。买房时，国家赔偿款尚未下发，钱是律师请求法院提前从中支取的。
服刑多年，他老家的泥土房早已无法下脚。那间房子没了窗户，天花板也坠入泥地。如果不是在东丰县买了房子，他算得上无家可归。
事实上，他已经无家可归了。多年前，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走失，父亲也已去世。而因为入狱，他与绝大多数亲人早已不来往。
这间新买来的房子被前房主装修成欧式风格。刘忠林没做改动，只是把生活用品搬进来：他全部的凭证、衣服、锅碗瓢盆、洗漱用品以及一辆自行车。
与所有新婚家庭相似，新人的主卧悬挂着婚纱合影，客厅挂着崔丽丽的单人照。而在次卧，高悬床头的是一对新生儿的贴画。在中国，有传说新婚夫妇如果对着新生儿的照片多看几眼，能讨个好彩头。
生育是刘忠林成家最大的理由。他说，在牢里这么多年，最崩溃的时刻就是想到自己很可能“没后了”。
“人一辈子活着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个后吗？”
崔丽丽也配合他的想法。婚后，她去医院摘了环，还做了孕前检查，结果显示还可以生。刘忠林说，刚结婚时，他还偷偷想过未来孩子的名字。
“我女儿一直挺同情他的。”崔丽丽的父亲说。
夫妇俩在白泉镇加盟了烤肉拌饭馆，还在东辽县白泉镇买了套房子以及一辆红色奔驰车。“零零总总加起来，花了将近一百万。”
刘忠林算过，拌饭馆每天大概能赚500元。但一两个月后，他看生意不好，把店关了。
他开始抱怨崔丽丽花钱太快：结婚时她提出买房买车，他答应了，也写了她的名字。但她竟然私下把钱借给外人，而他至今都不知道十五万花到了何处。他要求法院判返还，她却说只花了十万，而且连十万都还不上。
琐事引向不断的争吵。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姐夫王贵臻打来电话，而刘忠林在来电对象的身份上撒了谎。
王贵臻说，他多次被误解要“拆散”这对新人，因此刘忠林不敢告诉妻子是他打的电话。
这让王贵臻哭笑不得。他曾经带着岳母的嘱托给刘忠林伸冤，从东北到北京，跑了近十年。“我第一次去探视，他就说，如果有人要来救他，肯定是我。”
但是现在，王贵臻感到疲惫。他说，刘忠林出狱后性格怪异，他都忍让了，但他不想再陷入刘忠林夫妻俩的私生活。
这次吵完，崔丽丽离家出走。
第二天，崔丽丽的父亲接到女儿电话说她“被打了”。当时，他正在吉林市做一项水暖工程，他猜想，小两口闹别扭不算什么。
结果，第三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没见过这么做事的，懵了。”事后他想了想，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法。
“现在想想闺女还是嫁人嫁早了，她要多读点书，晚点嫁人，可能更好。”崔丽丽的母亲说。
崔丽丽父母觉得女儿“挺能忍”。据描述，她初中毕业就辍学，十八九岁时嫁给了当地一名年纪相仿的生意人，有了一个儿子。前夫曾经给她富足的生活，但在这段婚姻的末期，她挨过打，故而选择离婚。最后，这位30岁妇女没能带走自己9岁的儿子，母子“也没有经常联系”。
三九月以来，刘忠林经历了一场离婚拉锯战。
关注过他的媒体纷纷上门拜访，他也接受采访。但拿到判决书后，他屏蔽了微信上的记者们，不愿再与之接触。“觉得没什么帮助。”
他曾向媒体诉说，比他小23岁的崔丽丽肆意挥霍赔偿款，还喜欢说离婚，让他摸不清想法。
但同时他也表现出求和的意愿。他没有把客厅里、主卧里的婚纱照摘下来，“能不离就不离吧。”
他承认自我矛盾，但认为妻子“挥霍赔偿款”的罪恶更大。问他崔丽丽到底怎么想的，他用不置可否的语气答，“谁知道女人在想什么。”
有媒体记者曾经在报道中描述，经历过25年的牢狱之灾，刘忠林对异性产生了戒备，有女记者只身前去采访，他却不敢与之独处。
刘忠林的确不喜欢直面记者。采访时，他把身体侧到另一端，对着晾衣架，一边拨弄，一边回话。采访末尾，记者邀请他共用晚餐，他拒绝了，但请求记者帮他叫一份外卖。
起诉后，刘忠林恢复了单身汉的生活。
他每天去驾校学车，想尽早开上被法院裁定财产保全的红色奔驰。
为了这辆车的保养，他煞费苦心。先是跟姐夫王贵臻商量把车开回乡下，被否决后，他又提议买个车库。王贵臻继续否决，他劝刘忠林省着花。
与此同时，刘忠林也没有表现出经营生活的意愿。他不在乎饮食，一盆酸菜炖白肉能吃好几顿。在需要仪式感的中秋节，他去食杂店买了简装月饼。
他不太明白国庆节是什么节日，想了一下说，以前在监狱里，国庆节要放假。怎么放假呢？“就是不干活呗。”
他对外界描述监狱生活时总说自己不干活。“我是冤枉的，他们不敢管我。”刘忠林宣称。
他还讲述了许多监狱里的小故事：跟人做编织袋换公分，同监狱的政界大人物帮他看申诉状，将被执行死刑的囚徒被很多只大雁围住……只是他的记忆都被模糊了时间，除开他出事的那一次。
与之熟悉的人劝告：“他说的没一句真的。”
媒体记载了他言辞上的矛盾。2018年，刘忠林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监狱的头十几年我一次活也没干过，我觉得我没罪干什么活？后来里面的人告诉我，不干活就没有分，还不如干点活减刑，早点回家打官司。我要一直不干活到现在我都出不来。我出来前减了6年刑。”
前几年，姐夫王贵臻陪刘忠林回老家，发现后者走路“不走直道，老往草丛里钻，好像生怕别人跟着他。”
感觉情况异常，他带着刘忠林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刘忠林患有重度抑郁。“都有医院证明，说他需要监护人。”
被宣告无罪之前，刘忠林曾去深圳投奔亲哥，结果因为服刑问题被用人单位拒绝。最后，王贵臻帮着刘忠林在大连、北京、长春都找过工作，工种五花八门——厨师、公交车安全员、小工，唯一要求就是包吃包住。但刘忠林“干一阵就走，把朋友亲戚都给得罪了。”
起诉离婚后，刘忠林把妻子的衣服从衣柜里收拾出来，堆在两把椅子上。衣服不算多，看起来也并不名贵。柜子里，还放着他那一张结婚证、结婚请柬、礼金记账簿以及他几乎所有的票据。
刘忠林说，他有保存票据的习惯，从刑满释放证明书到超市宣传单，他都留着。那张开于2016年1月22日的释放证明书似乎经过了他反复审视，折痕上已经缺了很多角。
为了打官司，他还把银行流水打印出来。流水显示，还剩下38万多元人民币。
“她口口声声说离婚，我心里也不踏实，毕竟我在她身上花过钱，给她买房买车，还有钻戒手镯啥的，还有15万块钱。”
刘忠林觉得，结婚花掉的不是小钱，但他“都不在乎，只是寻思着不是个事。”
2019年中秋节那天，刘忠林提着月饼去了岳父母家。比他小一岁的岳父母留他吃饭，他感到场面尴尬，急匆匆就走。
岳父母只比他小一岁，他们种了40亩地，偶尔外出打零工。在东北农村，这样的家庭条件虽不算阔绰，但也不穷。
“开始就觉得他老实可靠。”崔丽丽的父亲说，尽管他们也看到了刘忠林从不社交、没有亲戚朋友的一面。
女儿的婚姻出现问题后，他们也尽量表现出理解的态度。“人跟人性格不一样，都是闺女自己选的，我们也不好说啥。”
被起诉后，崔丽丽拒见来客，躲到了镇上亲属家。这位30岁的年轻妇女正为冠心病所困，在喝中药调理。“现在就只能等法院判决了。”她的父母说。
九月采访结束时，他反复询问记者对他婚姻走向的看法，他还喜欢把头扬到客厅婚纱照的方向，说“她”如何如何。他时而激烈地批判，时而低头叹息。
有时，他会把目光停下来，审视着妻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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