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相看的人和事 周游

唐人非常重视墓志铭，无不希望去世的亲人永垂不朽，家族流芳百世，甚至有人生前就请“大手笔”写下墓志铭了。

作为“一代文宗”，韩愈自然成人之美，经常应邀代人撰写墓志铭。据《新唐书·刘义传》记载：狂客刘义有一回拿了韩愈的数斤黄金，扬长而去，边走边说：“此谀墓中人所得尔，不如送我老刘吧!”韩愈非常尴尬，但是没奈他何。

有人认为韩愈唯利是图，所写墓志铭多为溢美之词，纯属阿谀奉承。不过，从写墓志铭缘起的朋友之情、教化意义等方面来看，这些指责有失偏颇。

检阅韩愈撰写的铭文，我们发现大都合情合理。譬如同僚张园被害，遗属泣求韩愈写墓志铭，韩愈非常同情，遂写下了《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谒铭》。再如，灵州节度使御史大夫李栾，是韩愈的乡邻，其妻何氏谢世后被封为息国夫人，其家属上门乞铭，韩愈自然盛情难却。又如，“诗囚”孟郊死时无分文之财，张籍提议私谥为贞曜先生，韩愈与樊宗师出资为之经营后事，并为之写下了《贞曜先生墓志铭》。

平心而论，韩愈为人写墓志铭大约八十篇，多为呕心沥血之作，应该得高酬金。诚如陈寅恪所言：“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

元朝虞集，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作怒权贵，也不改变。

虞集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经常有人慕名登门请写墓志铭，有的人出手非常大方，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南昌有位名叫伍真父的富民，死了之后，其子拜托丰城士人甘悫请求虞集写墓志铭，奉给五百锭中统钞折作礼物，虞集仍然不为所动。

诚然，死者为大。说死人的坏话显然行不通，哪怕一分为二，旁人好通过，那些正感受着失去亲人痛苦的家属能接受吗?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明代有个叫陆学博的士绅，请汤显祖写墓志铭。汤显祖回信只有短短十五个字，但是诙谐幽默：“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奈何？”写碑文墓铭一类的文字，不外是拍墓主马屁，是见不得阳光的，只好违命，有什么办法呢？

清朝魏象枢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安贫乐道，位高望重，文章写得也好。因而，找他写墓志铭的人络绎不绝。因此，魏象枢抱怨说：“为人作墓志铭，不填事迹，则求者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其至无可称述，不得已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

面对死者亲属请求，写手只能挖空心思地歌功颂德，甚至还要翻检古籍引经据典，不遗余力地满足求铭者的虚荣心。于是，魏象枢告诫世人：“吾愿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

本版摄影粤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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