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永恒的 但不同时代的读者真能心同此理吗？
读者在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时，常常以自己被这部作品打动的程度作为标准，好的作品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而否定一部作品的原因可以是“它打动不了我”。由此推知，真正伟大的、经典的作品也应该是那些能够持久深远地打动人、甚至拥有永恒的动人魅力的作品。但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真的能产生持久甚至永恒的动人魅力呢？或者说不同时代的读者被打动的原因是否相同呢？他们真的能“心同此理”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战友情还是爱情？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诗经·邶风·击鼓》，是广为熟知的名句。然而对这一名句，历来便有不同的解释。
东汉郑玄《毛诗笺》中写：“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这显然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解释为战友共死之情。唐代官修《毛诗正义》中从郑说，也认为是军士之情。之所以要与军士之情扯上关系，一方面是因为诗句中“踊跃用兵”等句确实是描写行军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毛诗序》中提到这首诗是“卫人怨州吁用兵暴乱之诗”。《毛诗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毛诗正义》
宋代以前，这一观点基本居于主导地位，只有零星的观点认为这一句应该是室家之情。北宋欧阳修对战友情说进行了批评，他在《诗本义》中提到：“《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
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也持这一观点：“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他认为这句诗是战士行伍之时，想起了与妻子曾经许下的誓言。随着朱熹的学问成为统治思想，这一观点也就取代了“战友情”说，成为了主流观点，清代学者大都赞同朱熹的解释。
古代的学者或解释为战友同生共死之情，或解释为战士思念妻子，回忆起过往誓言，都与全诗上下文语境密切相关，而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向白流苏倾吐爱意时，也用了《诗经》中这一名句，他单抽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用作爱情表白的誓言。这似乎更符合当代读者对于这一句诗的印象——一句伟大的爱情宣言。战士思家的主题同战友之情的主题一起，也隐于历史的帷幕之后了。
而更晚近的读者，了解到这一句诗，或许是通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徐长卿与紫萱的爱情。
《仙剑奇侠传》
都是讨厌薛宝钗，好像没什么不同？
读者讨厌薛宝钗的历史是和《红楼梦》被阅读的历史同步的，谈论《红楼梦》，几乎少不了对黛玉宝钗孰好的争论。相较于极富才情又得宝玉钟爱的林妹妹，宝钗似乎总是被批评得更多的那一个。但是不同时代的读者讨厌宝钗的原因一样吗？
《红楼梦》最初的读者，阅读主要是通过手稿，朋友之间彼此流通，阅读时写下批语和感想，这些批语也是《红楼梦》最早的文学批评。较为人熟知的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和永忠、明义等人的诗评。程甲本的刻本形式出现后，借助新的媒介，《红楼梦》开始广泛传播，到嘉庆年间已是“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畸笏叟点评《红楼梦》
在清代读者的评论里，常常将薛宝钗、袭人与林黛玉、晴雯划分为两个阵营，对前者多加批判，对后者则同情肯定。这种划分今天仍很流行，但那时的评者与如今读者批判的理由却大相径庭。今天的读者对宝钗、袭人过于恪守礼法的一面感到不满，然而那时的评者批判她们却恰恰是认为她们违背了“正统”的儒家道德。如姚燮在《红楼梦总评》中认为宝钗“奸险性生，不让其母”。涂瀛认为宝钗虽然“从容大雅，望之如春”，却“热面冷心”、“春行秋令”，认为宝钗是“深心人”，与袭人交往别有用意。朱作霖认为宝钗阴险世故，典型的情节是扑蝶一节中嫁祸黛玉。这些批判都针对宝钗表里不一，过于深沉。另一方面，便是批判宝钗的势利，陈其泰认为宝钗“艳羡黄袍，真是俗骨”，“只重金殿对策，与宝玉志趣迥殊”。总的来说，他们往往把宝钗看做与儒家君子相对的“乡原”。如孔子所说：“乡原，德之贼也”，其实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伪君子。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里，对于薛宝钗的批判又有了新的内涵。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笼罩在阶级文学观之下，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揭露、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将《红楼梦》中的人物划分为不同阶级。如李希凡、蓝翎就在《关于〈红楼梦〉及其他》中写道：“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里的叛逆者。他们反对礼教传统，蔑视功名利禄……薛宝钗的形象则与前二者刚好相反，她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所需要的正面人物。”宝钗在这里是作为封建卫道士被批判的。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此前僵硬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取代，迎来1980年代一个张扬“人性”的年代，这一时期对于宝钗黛玉的重新比较很大程度上成为今天我们的主流看法，即黛玉、宝玉代表了个性的张扬，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宝钗、袭人等过于崇信礼教，因而显得不那么人性，也就不那么“可爱”了。
以上的两个例子，说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同一个句子、同一篇文学作品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我们的感动很可能并不能完美契合古代读者的感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对理解与共鸣的虚无态度，也不代表不同时代的读者完全不能“共鸣”。“人类的情感并不相通”实在是过于悲观的判断，以上的例子只是为了提醒，我们对于文本的理解确实有着深深的历史的烙印，历史语境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情感。重回历史语境并不会破坏此刻的阅读体验，相反，会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看待文本的方式，这种方式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无疑更丰富了我们随之产生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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