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后 待业在家的日子
原创： 于润泽 真实故事计划
抑郁后选择回家待业，生活也并不简单。在家里，意味着更多和被疾病掏空的自己相处，还要忍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部分抑郁的形成，往往与原生家庭有离不开的关系，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关系，又成为一大难题。
李丛嘉 24岁 待业期：6个月
以为能被爱人疗愈，却欠下15万债款
有个同事开我的玩笑，让我很生气。
第二天是公司年会，她或许想表示歉意，饭间不停给我夹菜、搭话。而我表现冷淡，不想理她。饭毕，母亲质问我：“刚刚为什么那么冷淡？你不应该好好做我和员工之间的纽带吗？”
我向母亲解释，抑郁症会让我的情绪反复无常，无法自控。她暴躁地说了句：“不要跟我讲你那些破事，给我滚下车。”
下了车，我的心也像是随着绝尘而去的车散掉了，看到街上的垃圾桶、站牌，都想要踢翻打坏。
我随便搭上一辆公交，终点站是座寺庙。一整个下午，我都呆在寺里，边诵经边流泪，失魂落魄地想，天下这么大，却没有能容得下我的地方。
2017年5月，我肄业回国，确诊抑郁症。医生说，我的病和原生家庭有关，劝我多与父母沟通。母亲安排我在她开设的音乐辅导机构做行政管理，以为能减少我的压力。但每隔两三天，我就会崩溃一次，发疯般地想要砸坏东西。
那段时间，我最爱去医院。医生倾听我的烦恼，药房的姐姐还会叮嘱我注意用药，只有在那里，我才不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除此之外，我靠社交软件转移注意力。在社交软件上，我认识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他会帮我排解情绪，分析问题，是唯一愿意倾听我的人。几个月后，他突然开始追求我，我受宠若惊地答应了他，开始了这段缥缈却甜蜜的异地恋。
2019年初，男友投资失败，欠了一大笔钱。他打来电话，说是在银行办理业务，身份证丢了，希望以我的名义贷款。
我同意了。男友长我几岁，又是心理医生，几乎是我最信任的人。
5月，我的状态愈发阴郁，男友建议我去他那里待一段时间。父亲和男友通过几次电话，确认他有正经职业，便没有阻拦我。就这样，我跨越2900公里，奔向男友在的北方海滨小城。
离开广东前，朋友劝我：“不要把男友当作救命稻草，你把太多想象成分放在了他身上。”现实也的确如她所言。男友一心想靠投资翻身，却只知道在家玩游戏，除了偶尔接心理咨询的活，我们没有其他收入，几乎靠借贷支撑生活。
男友的颓靡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同居的头一个月，我肆意放纵自己，吃了睡睡了吃。药物使我嗜睡，但一旦暂停服药，到了晚上，整个身体的神经仿佛都在哗哗作响，无法安眠。我担心药物会影响身体健康，便彻底不吃了。
为了尽量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废人，我买了架手卷钢琴、几本涂色解压书，每天涂涂画画、弹琴，还要求自己，每周读一本书。
9月，母亲开了家新分校，喊我回去教课。我不愿回去，在电话里和她大吵一架。挂了电话，我崩溃大哭。男友轻抚着我的背，说：“没事，权当是一次情绪的发泄。”哭完，他冷静地给分析母亲的做法，教我试着理解。
只有在这种时候，男友才会像我曾想象的那样，成熟而睿智。大部分时间，他总是睡到中午才起床，不刷牙不洗脸，也不和我说话，一屁股坐在电脑前，开启一天的网络生活。我们同住一间屋子，交流却越来越少。
对外界的恐惧变得更加严重。有次去吃海底捞，刚进餐厅，密集的人群就让我感到窒息。就餐时，一个服务员在邻桌和客人玩游戏，我一直等到她离开才去拿油碟，因为害怕被她撞见，会拉着我加入游戏。
我和男友欠下的钱越来越多，银行每天打来电话：“李女士，如果再不及时还款，我们将会给您上不良征信记录。”
为了还钱，我只能重新去母亲的机构上班。回广东时，我身上已经背负了男友欠下的15万债款。
作者图 | 租住房子不远处的海岸
借款时，紧急联系人填了母亲的电话，我担心他们打给母亲，也怕自己有不良信用记录，惶惶不可终日。
和男友的聊天也不再甜蜜，每天睁眼，第一句话就是：“钱怎么办，凑齐了吗？”
我不堪重负，终于和父母摊了牌。他们说男友是骗子，让我暂时稳住他，留心收集证据。闺蜜也说，我一定是被骗了。
可我想起男友对我的开导和陪伴，不愿相信他们说的。住在一起时，我随口说起喜欢吃茼蒿，他便经常买回来，即使自己不喜欢。我也问过他是不是骗我，他说：“如果我是为了骗你的钱，为什么不拉黑你跑路？”
父亲几次打电话给男友，设定还钱的截止时间。因为钱，我和男友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恋情气若悬丝，有好几次走在街上，我都会想，要是来辆车把我撞死多好。
即使深陷债务的泥潭，我还是不想分手。我时常想起和男友租住的那个房子，房东留下的窗帘很透，薄薄一层纱帘，每天，阳光直直地撒在地板上，像为我承包了整个世界的太阳。那段没有依靠的日子，只有他曾向我伸出了手。
李浩鹏 25岁 待业期：1年零4个月
确诊抑郁，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父亲中午买了鱼回来做，烧好一桌子的菜，招呼我去吃。
一如以往，我随便夹了些菜到饭碗里，准备端回到房间，边看电影边吃。父亲突然大吼：“你是不是就不想和我吃饭？”
我浑身血气往上涌，穿上鞋，想要逃离气氛阴沉的家。父亲拦在门口，阻止我出门。我抑制不住胸口喷涌的无名火，疯狂砸墙、砸桌子，把衣柜踢出一个洞。父亲哭了，喊：“你知不知道我一天有多少事？你还这么不懂事。”
看到父亲哭，我感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一连抽自己十几个巴掌。父亲连忙过来抱住我，我却觉得，好像一座大山压了过来。
当时，我正在家里备考研究生。大学毕业后，我原本在北京一家审计事务所工作，有时工作出现疏漏，领导会直接指责斥骂，而我性格易紧张，越骂越出错，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被骂了一年，我忍不住辞职，决定先提升学历再择业。
回家的前几个月还算平静。直到2018年6月，爷爷瘫痪，7月，姑姑患癌。父亲早晚照顾爷爷，还要看望姑姑，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抱怨好久，说自己太疲累。
我心疼父亲，但复习紧张，我没时间帮忙，也拿不出钱来支援。反而因为父亲整天唉声叹气，我的情绪也跟着沮丧、暴躁。
在公司被领导骂，回家还要听父亲叨叨，我越想越心烦，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我挫火。我不敢迁怒于父母，通过砸墙、扇自己来宣泄，父母以为我是考研压力大，没有在意。
情绪却愈发无法控制，2018年10月，我决定从家里搬出去，暂时与父母隔离。母亲早有心理准备，平静接受，父亲只说了句：就作吧。
独居后，我的状态并没有好转，每天无心复习，脑子里不停在幻想：别人与我吵架的样子、领导是如何批评我......有时，会幻想一下午。扇打自己的动作也愈发频繁，且无法自控。
我担心自己的举止会越来越不正常，去了医院。医生只用了十分钟，就确诊我有严重抑郁倾向，并开了一个月的用药量。
确诊抑郁，我反而松了一口气。之前，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困住了，不停被绊倒，但我想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更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种种错乱都找到了解释。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让我不要害怕，听医生的，好好治病。
我开始放松下来。闲得无聊的时候，我把微信性别改为女，搜索“附近的人”，假扮少女跟很多男人聊天，再在语音时吓他们一跳。听到对方惊慌或愤怒的声音，我就好快乐。
有时，我会去学校操场散步，看着操场上的大学生，想，如果能回到大学该多好。确诊抑郁后，我关闭了朋友圈，这时候又忍不住点开大学同学的头像，看到有人快要混上经理、有人考过了注册会计师。
一种惶恐感突然袭来。我太久没看书，考研已经没有希望了。
作者图 | 每天吃的药
我给父亲发微信，为那次争吵道歉，隔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回复，说，这一年他忙里忙外，疏忽了我，很愧疚。我心里咯噔一下，特别不是滋味。那段时间，我常去喝羊肉汤，每到付款的时候就会想，父母花积蓄抚养我，而我，一次次地在吸他们的血。
因为药物的影响，我的记忆力变差，常常记不住自己有没有吃药。母亲将我接回了家。其实我租住的地方，离家骑车不过15分钟。
回家后，父母变得谨小慎微，没催促过我复习，也不明确反对我做任何事，只是讲清利弊，让我自己选择。我已经不寄望于考研，只希望尽快恢复健康，有一份稳定收入，慢慢治好病。
2019年7月，病情有所好转，我报了一家自由搏击班，努力和社会重新建立联系。父亲说，他托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国企工作，还在等消息。
而我已经不想继续在家啃老了，一天也等不得。我应聘到一家辅导机构做老师，教小孩子英语，每天上两个小时的课，工资刚好抵上药钱。
张竞臻 33岁 待业期：11个月
一边抵抗抑郁，一边与家人抗争
大一时，学校应要求开设心理诊室，老师派我这个学生会长去学心理学，同时兼任学校心理学会的会长。
学了心理学，我才知道，困扰我多年的、莫名的低落情绪，是抑郁症。当时，我努力在人前假装开朗，没人看出我的抑郁症状。实际上，我内心极度自卑，因为小学时被性侵的经历，一直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每次恋爱，我都扮演着一个极度卑微的角色，以为这样就能换来爱和陪伴。
甚至，我会故意挑选各方面条件均不如自己的人做男友，坚信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看得上我。
2009年8月，我和当时交往的酒店服务生男友在街上吵架，他甩开我就走了。回到同居的出租屋，我发现，男友把家里的东西都打碎了，房间里和他有关的物品均已搬空。
我一下子崩溃，跪在地上大哭，连玻璃碴刺进膝盖都没发现。第二天，我辞了职，给远在西北的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接我回家。
在家头一周，我保持着正常作息。父母以为我只是回家休息几天，高兴地鼓动我考公务员。我说自己有抑郁症，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母亲不以为然：“你一个孩子，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呢。”爷爷更是气急败坏，说父母没有教育好我。
为了避免和家人过多交流，我开始昼伏夜出。为此，父母打我、骂我，把我的书撕掉、东西扔掉。我反抗他们，拿刀在胳膊上划了几十下，半夜去城郊坟场喝酒，他们只好不再管我。
抵抗抑郁的同时，我还要与不明就里的家人抗争，心理状态越来越差，开始有了生理反应。我出现了幻视。有次梳头，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看见了一具骷髅。
我害怕自己有更加过激的举动，经常酗酒，麻痹自己。状态稍好时，我按照学过的心理学，努力自救：买泡沫地板，有精力就做瑜伽和健身操。在灵异论坛上看各种真实尸体的照片、诡异的杀人案，制定自杀方案、写下遗书。这些方法能够疏导我的求死心理，避免真的去执行。
和父母隔绝，加上自我调节，我的状态终于略有好转。2010年秋天，我找到一份私立学校老师的工作。
为方便在办公室喝水，我买了个塑料水杯。爷爷看到，问：“家里有那么多搪瓷杯，为什么非得再买一个？”爷爷是老红军，在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不知怎么，我很想反驳他，说：“爷爷你不懂，现在都不时兴那种杯子了。”
爷爷很生气：“你就是虚荣，败家，看别人有自己也想要，过几天不喜欢，又扔掉了。”我不服气，大声反驳，爷爷气得丢掉了拐杖，拿起水杯把里面的热水泼到我身上。
激怒爷爷后，我和家人的关系彻底崩坏，再也没法在家待下去。次日，我辞掉工作，坐上去省城的火车。买完车票，我身上仅剩37块钱。
在省城，我又一次急性惊恐发作，给心理咨询热线拨去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年长的男人，我怕他不靠谱，问了他几个心理学常识问题，听到他对答如流才放心。
咨询几次后，他诊断我的抑郁症，是由成长环境和叠加事件导致的心理创伤。不过，他认为我的心理学知识很扎实，完全可以自我调节，也有能力自救。
大概是久病成医，我对抑郁症的了解比很多咨询师都深入，电话里的男人建议，不如去他的机构，试试做心理咨询师。
隔天，我去了他所在的机构实习。也许，我伤痕累累的过往，给了我独特的优势，很能理解来访者的心理状态。导师十分看好我，说我“似乎天生是做心理咨询师的苗子”。
心理学吊住了我的命，我也尽力帮助、疗愈这些来访者。毕竟，坐在他们面前的我，也抑郁、痛苦了至少十年，却无人察觉。
作者图 | 我的资格证书
本期策划：于润泽
编辑：刘妍
视觉：曾杏
原标题：《抑郁后，待业在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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