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现在想起来,我和敦煌的关系开始于年少时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小时候曾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后来就比较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念了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包括出版的画片和明信片,我都格外关注。因此,我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这些人,始终很向往那个地方。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我把她想得特别美妙。我与敦煌的结缘始于我的毕业实习。如果1962年的毕业实习,宿白先生没有选我去敦煌,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我在敦煌的命运。
那次实习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敦煌,最后的实习报告也是在上海的家里整理写出来的。
为什么我会提前离开敦煌?原因是敦煌白天晚上温差大,气候干燥,我的体质本来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严重的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也跟不上,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到三四点钟就醒了。上洞实习的时候,也经常走不动路。宿先生怕我出事,让我提前离开敦煌。所以,还没到三个月,我就只能带着实习考察的资料回了上海。
“李广杏”,如此人间好杏
敦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物产,但是水果长得特别好。当地有一种叫“李广杏”的杏子,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我从小最不爱吃杏子。南方的杏子摘下来的时候都是青的,又硬又酸,想起来都让人感到牙齿发软。“李广杏”和南方的不一样,只有敦煌才有,简直是人间美味。
“李广杏”在每年六七月间成熟,即便在敦煌,每年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品尝到这种杏子。“李广杏”这个名字,据民间传说与汉代“飞将军”李广有关。传说当年李广率部西征,夏日炎炎,将士焦渴难耐,忽然闻到一种奇香,李广看见有彩绸从云中飘下来。于是他就策马追赶,拔箭射落了其中一匹彩绸。彩绸飘落,即刻化成一片果实累累的杏林。但因为是苦杏仙子所结,所以杏子是苦的。后来王母娘娘有意帮助李广,就让甜杏仙子施展法术,在苦杏树桩上接上甜杏树枝,终于结出了清香甘甜的黄杏,敦煌人就叫它“李广杏”。
我刚来敦煌工作的时候,当地普遍比较穷,就是水果好吃。敦煌这个地方的水果长得特别好,原因是敦煌日照时间特别长,昼夜温差大,便于形成糖分。当地除了杏子,还有西瓜、葡萄等水果,都长得很好。每到夏天,我就买很多瓜,床底下全部塞满了。有一年,上海朋友来看望我,因为敦煌的饮用水碱性大,我怕客人喝不惯,就说:“索性你们别喝水了,就吃瓜吧。”我把瓜从床底下搬出来,一开就是四五个。客人连忙说不要一下子开这么多——他们是怕敦煌这么个穷地方,气候又干燥,水果肯定很贵,觉得我太阔气了,一下子就开四五个。我就对他们说:“在上海探望个病人,有时候只带半个西瓜去,因为上海水果贵。这儿不贵,你们放心,放开吃。”敦煌的西瓜之所以这么甜,是因为不上化肥。敦煌当地人把刚长成的西瓜的瓜秧周围的土扒开以后,塞上一把苦豆子,这样结出的西瓜就会又大又甜。等到成熟后,切开的瓜瓤看起来不怎么红,但是水分特别多,十分香甜。
“李广杏”上市的时间前后只有一个月,每年我就赶在水果落市之前买上一大筐,拿个梯子爬到房顶上,把吃不完的杏子全部倒在房顶上,几天就晒干了。这种杏子的糖分高,晒干了也不会变硬,拿个口袋收起来,等到回上海时就给家人分着吃。大家都说这个挺好吃的,放在嘴里有一股自然的香甜。上海那边卖的果脯很多都是用糖腌制的,而这是纯天然的。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杏子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样好吃的杏子居然生长在戈壁荒漠里,还居然有“李广杏”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李广这个人多么悲苦,当年因为刀笔吏的诬陷而“引刀自刎”——他大概不会想到在两千多年后的敦煌,居然有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水果。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最后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实话实说,我当时并不想去敦煌。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最后怎么会定下又让我去敦煌呢?我现在还记得1963年毕业前,学校和系里对毕业班学生进行毕业教育,鼓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服从分配,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记得我们那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特别多,有三十多个。毕业分配的会议在北大第一教学楼举行,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和马世长的名字。
马世长的母亲听到儿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后,号啕大哭。她所有子女里,只有马世长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后来,马世长的母亲来火车站送别马世长和我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儿,特别嘱咐我们要互相照顾。
我在毕业分配会后才被告知,为了我和马世长到敦煌的分配,整个分配方案的宣布,推迟了两三天。宣布会后,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系里知道我的体质很差,而且也已经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希望我和马世长先去,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再把我替换出来。就是这个理由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分配方案宣布之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没想到,父亲很快回信给我。这封信很厚,打开一看,信里夹带着另一封写给学校领导和系领导的信,是嘱我转呈的。父亲的来信我还记得,信是竖着写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主要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
但是,我看完父亲的信就想,这能交吗?仔细再一想,不行,绝对不能交。为什么?因为当时系里对毕业生进行毕业教育的时候,鼓励学生学雷锋,学雷锋就要看行动。当时的大学生奉献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发自真心的。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我自己已经向学校表了态服从分配,如果这时候搬出父亲来给自己说情,会给院系领导造成言而无信的印象,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所以这封信我没提交。到了“文革”期间,因为怕惹麻烦,我把这封信和其他父亲写给我的信全给烧了。
那个时候,我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异常天真和单纯。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何况学校承诺让我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就可以调到武汉去,这不是很好嘛。
下期看点:我第一次看到《反弹琵琶》时非常惊讶。这幅壁画远比我想象的要小,但是也远比从前在图片上看到的要更加生动。这是中唐时期的壁画,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瑰宝。一千多年来,它就一直在那里,虽然窟外是自然条件恶劣的戈壁沙漠,但正是因为壁画的存在,让这个仅容得下两三人的小小洞窟显得富丽堂皇。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整个莫高窟好像是一个人类幸存的博物馆,而命运的安排,让我置身于这些伟大的艺术面前,这里的一切完全向我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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