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 创作的源泉来自何方
“艺术设计对对碰”讲座现场?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授权提供
一个城市的创作生态，需要靠碰撞去获得灵感。深圳的设计师正在成为艺术收藏和创作的积极推动者，不断介入和推动艺术生态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向深圳迁徙，他们的作品正在塑造这个城市有别于过去的形象。“对对碰”，一个听起来口语化十足的方式，是OCT-LOFT“一人一世界”第20季讲座的跨界现场，围绕深圳的“艺术和设计”发起100个问题。建筑师、艺术家、评论者、经验持有人，当这些人坐在一起，以对问的方式推动讨论时，其实是将处于这个城市内外的好奇汇聚在一起。这个现场试图发明一个交流的规则，与对话不同的是，“问题” 是无法忽略或回避的，它必须以“回答”去了解和思考，乃至去碰撞对方的观点。
9月12日，艺术家薛峰和建筑师刘珩以“在深圳，创作的源泉来自何方？”为主题，在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内开启首场讲座。2017年，艺术家薛峰将工作室搬到这里，对门即是刘珩的建筑设计工作室。作为不同领域的创作者，面对创作带来的压力、焦虑以及危机，各人有切身的体会和思考。无论是对邻居的好奇，还是自身的困惑，在抛向对方的问题里，是一种“窥视”后的预设。
薛峰问刘珩
原创 
设计师刘珩在讲座现场
薛峰：关于“原创”，你的原创从过去到今天有发生一些变化吗？刘珩：我在南沙做设计的时候，会一直抠细节，花很长时间纠结一些东西，经常在改，这是一种常态。当时认识两位朋友（这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们跟我说，其实并不需要费那么多心思去抠细节，可能这些东西的组合就是你的创意，东凑西拼，最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创意。
东凑西拼当然是拼贴。但是，拼贴也是原创的一种创作方式，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做拼贴画的时候，拼贴画是有意义的，有符合组合的价值。创作并非是片段性地看它的创意，而是它组合成什么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什么样的形式，所以它是一系列动作形成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这种创意和原创是在整个过程的铺垫中走过来的，而不是说哪一点是不是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当时我对原创的概念，有一个比较广义或者说比较广泛的认识。包括我们目前想做一些跨界的实践，会需要和工程师、科学家、规划师、地产商等不同角色做沟通。这种过程本身的组合可能就是创意本身。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词上面发掘更加能激发我们最终成果的一些东西。这是我对原创的理解。
变与不变
盐田大梅沙村改造临时展馆，2017年深双作品
薛峰：刘珩老师参与了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当时对大梅沙的城中村进行改造，这个改造体量非常大，因为涉及很多居民，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改造。还有香蜜公园婚礼堂，这是一个特别为年轻人打造的建筑，关注他们的生活和这些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在西丽的云绿地集群设计里，这个建筑既有现代部分的设计，又有经典部分的设计。在这样一个时间变化里和不同的业务当中，你是怎么在变与不变中找到一个落点的？刘珩：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作为建筑师，有时候我的策略挺懒的，都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什么项目来了，不管多小多大，我们首先还是做手工模型。有些方法一定是固定的，手工模型是建立起我们跟未知空间的一种尺度关系，中间才不断地建立一个很基本的框架，不断地加营养，增加不同角度的东西。我觉得，以不变应万变是基于你跟你要产生的这种对象之间，从人的尺度出发而来的一些比较系统化的设计手法，这一点是可以不变的。
但是我觉得变也是必然的。因为城市是变化的，城市有一定的复杂性，有人才会有城市，而复杂性在于，人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城市设计会多样化。不管城中村的南头古镇还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大梅沙村，或者是地下建筑留仙洞的设计公社，抑或在一个公园里的婚姻堂，每一个场所所面对的使用者以及不同的时代所要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的变化来自我们对这个具体场地的一些特性，以及具体的使用方或由于场地产生的一些理念，这些给我们很多创作激情，这种激情会转化成特别适合这个场地的一些方案。
我一直都用“最合适”去形容我们创作的方法。最后建筑呈现的形式，没有最好或者不好，或者变到底是一件好事或坏事。而是应该超越这样一种简单的描述，找到具体的这个项目、这个场地最合适的空间方式。
选择要和不要
深圳福田婚礼堂，刘珩作品
薛峰：因为我们的创作会涉及很多外围的压力，我一直觉得，要解决那些问题，突围出来一条创作的源泉，是在选择要和不要之间走出来的一个工作方式。你在深圳的创作源泉来自哪里？刘珩：白天一般都要跟很多不同的合作方“吵架”，解决很细小的问题，不断有事情发生。到晚上我才能够慢慢地静下来去想一些事。我觉得创作的激发一定还是很自我的，最孤独的时候，才是你创作最高峰的时期。所以我觉得每一天保持那一两个小时最孤独的时候，应该是最有意义的。我是这样看创作这件事。
另外，我选择来深圳，实际上也跟创作有关系。因为我是在广州出生的，广州就是我的家，但我这个人害怕重复性，害怕我熟悉的东西。广州会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无形的压力。但是深圳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确实认识我的地方。这个地方给我一种自由感，其实创作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由，当你觉得身心处在一种比较轻松、比较自由的状态，你才可能有创作的激情。
举步维艰是起点
万科云城设计公社，刘珩作品
薛峰：可能你的每一个建筑结束了就结束了，它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经验，可能会带到你下一个经验当中。你在深圳做的这些建筑，会和深圳有一个在地关系吗？刘珩：当然有。建筑师一般是讲“在地性”，它有一个具体性、不可重复性，在地球上所有项目的地点都有它的唯一性。这个唯一性带来了一些很具体的挑战，这也是建筑特别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建筑师与建筑的关系不是一个稳定的互动关系，而是要不断地寻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大家能够在一起的状态。这件事使建筑特别鲜活，有一种趣味性。这种鲜活甚至取代了你所说的举步维艰或者很多社会性的纠结或者艰难，这也是鲜活的建筑实践所带来的、你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刘珩问薛峰
关于书
薛峰工作室
刘珩：我经常去薛老师的创作室里面，发现他总是有一堆的书。我们都很喜欢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以及博尔赫斯。除了这些共同点，大家都喜欢地图，因为建筑师对空间感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虽然大家都喜欢同一类的文学作品，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看书的过程对你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薛峰：我觉得看书给我带来一个转移的环境，同时它也给我带来新的现实思考。我曾经认为，在华侨城的租金挺贵，可能会没有时间看书，因为看完一本书需要三四天时间，这对我来讲很昂贵。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现实当中，我内心需求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是需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而看书对解决问题有效。
2017年，我从杭州搬来深圳。当时有人问，我的创作会有变化吗？我当时的理解是应该不会有变化，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方式已经比较稳定。但事实上，2017年一搬过来，整个就画不出来。
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地域上的变化。因为此时此地有一个在地性，我在场跟人家交流，以及整个城市所发生的各种文化活动，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我花了半个月读了一本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焦虑到不能自拔的程度的时候，这本书最后一句话一下子点通了我。看完那本书后，我又顺藤摸瓜把马尔克斯书中涉及到的这些作家给收集过来，一个一个地去看，突然找到了一个非现实当中的空间感。
后来我们交流时也提到，为什么喜欢这样一个空间，喜欢这样非现实的空间，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的一些交叉点，都是在寻找一种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不是在此时，可能就是在彼时。我去年的个展《地图》就是看完那个书之后，重新燃起了对空间的这种规划、这种设想、这种安排的热情。
关于复杂性
薛峰作品
刘珩：对于书、建筑、艺术，我的理解是，这三者都是在通过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达到跟世界的和解。像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他能够在几万字当中消解自己跟这个世界建立起的一个复杂的架构关系。建筑师也是这样，建筑师要把很复杂的东西，通过建筑特定的语言，转成一个特别纯粹的或者说比较简单的空间。艺术家的复杂性在哪里？对你来说，你是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去面对世界的复杂性？薛峰：我觉得它是一种简单不了的复杂性，我很难去描述。当有这种复杂性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很想把它给简化，变成一个清晰的问题，我可以去面对它。我觉得各种复杂性可能是一个流动的复杂性，可能这里还带着更多的情绪和压力。
关于未知与实验性
薛峰展览现场
刘珩：因为参加了几个双年展，我发现艺术家都在做建筑，把建筑尺度做得很大，但是建筑师一看就觉得很外行，为什么呢？尺度不对。后来我很质疑，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尺度，但艺术家会把它变成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可以把一个十厘米的模型放到到一百米的建筑里面。对我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艺术家很有胆量去做这个事情。你们艺术家做跨界，为什么往往会选择做建筑的跨界呢？而你还没有这么做？薛峰： 我所理解的艺术跟建筑的关系，是把艺术这一块作为建筑的一个补充。什么补充呢？我的理解是在人文叙述上的一种补充。因为对我来讲，建筑形态和艺术形态不一样，它的工作方式也不一样，你们有更多理性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涉及整个逻辑思考。艺术作为补充，它可以成立，但是作为跨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跨界是处在一个边界的问题，因为你跨多一点点，可能就是一个危险，跨少一点，就是不够。这个问题虽然我没有触及到，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包括当建筑师去做艺术的时候。这里面各自表述这个东西的语境还是不一样的，只有作为补充，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经典
艺术家薛峰在讲座现场
刘珩：因为变化越快，你就越想抓住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对于艺术家来说可能就是重温经典，面对变化，面对未知。其实经典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艺术家有没有同样这样的思考？艺术家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不管你变化成什么样的东西，那个重力怎么样让你可以平衡？这种平衡力在哪里？薛峰：我感觉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似乎已经消失了很久。所以一说到精神家园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它是变与不变吗？是我想要去哪儿吗？是我想留在什么地方吗？其实我特迷茫，我总觉得有时候画不下去了，工作展开不了了，我准备改行，但是改行之后我又会回来。
我觉得我们不断地做工作，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让自己可以继续下去。精神家园对我来讲其实很遥远，我说它的时候甚至有点害怕，所以我是尽可能在回避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之所以做今天这个工作，也在不断地反复。我想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更多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它其实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不断地在反复寻找的过程当中，建立我所理解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
以上为“对对碰”内容的节选，有删减。
主持人钟刚在对问的中途提到，今天的讨论实际上有一个背景，刚刚结束的“艺术深圳”是一个很多国内外知名画廊、艺术家参加的博览会。不断升温的艺术展场上，外界对深圳有很多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是资本的想象，也可能是眩晕式的想象。第一场“对对碰”里，“深圳”和“创作”都是关键词，无论讨论深圳的艺术还是设计，创作主体都非常关键。“眩晕”指代了对深圳众多表象的一种误读，或者自我的偏颇之见，这也是为什么要回到创作本身，回到具体的机构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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