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体里，都藏着二十四节气
辣笔小新□ 魏 新
故乡的人，对节气有种特殊的敏感。一年分了四季，春夏秋冬又各分了六个节气，什么节气做什么，吃什么，天地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分得清楚。比如，种芝麻要在立夏前后，因为“清明秫秫谷雨花，骑着立夏种芝麻”；种小麦，要等秋分和寒露，所谓“白露早，霜降迟，秋分寒露正当时”。小满时，可以摘桑葚，到了芒种，新麦就可以吃了，因为“小满葚子黑，芒种吃打麦”。而且，如果芒种是在农历四月，麦子就干了，在五月，则刚好新鲜，“四月芒种吃干麦，五月芒种吃鲜麦”。过了立秋，高粱长得差不多了，“立秋三天遍地红”，再过十五天，趁着“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把草除掉，来年地里的杂草就会少很多。冬至过后，白天开始变长，每天长多少呢？精确到做针线活，恰好多做上一根线，“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
对故乡的人来说，这种敏感像是一种天赋，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在县城。而且，我小时候，县城和农村是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南北，都有庄稼地，东边的，称之为东地，南边的，就是南地。小朋友打闹，说：“我一脚把你跺南地里去！”依其足力，可见不远。县城的一片房子和另一片房子之间，也是庄稼地，整个县城，仿佛都是庄稼地长出来的，高粱色的砖，地瓜色的瓦，稻草人一样的人。每日清晨，祖父都带我从家里出来，到地里转一圈，锻炼身体。他背着手，我背着唐诗，穿过田间小路。太阳升起之前，能清晰地触摸到叶子上的露水，看见地上的白霜。有一次，我掐了一颗麦穗，祖父看到，立刻告诫我说：农民太难了，不要祸害庄稼，永远。
祖父虽未曾种过地，但经历过战乱和饥荒，深知农夫之苦。即便是在我记忆中，尽管县城和农村都有庄稼地，但城里人和农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那时，一个城市户口，意味着可以低价买到供应的粮食，优先享受招工、征兵等待遇，而农民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一年劳作下来，没多少收成。两口子如果一个是城市户口，另一个是农村户口，孩子生下来，只能随母亲的户口。所以，农村户口的男子几乎不可能娶到城里的媳妇，城里的男人，要娶个农村媳妇，则非常容易，只要不在乎孩子的户口。
那时候，一个农民，想改变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黄土地上的节气，是他们唯一的生命刻度。
县城的人也一样。除非考上大学，很难走出那里。就那么几条大街，一些小巷，几家工厂，还有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离开，没有多少变化。像土地一样凝固不动，又和节气一起周而复始。
包括大街上的人，卖烧饼的一直在卖烧饼，打包子的每天都打包子，傻子和流浪汉就那么三两个，每天都在街上晃荡，有时愤怒，有时忧伤。所以，县城生活的人们越来越熟，走在大街上，总会遇上熟人，一般熟的，就打个招呼，大喊一声“走吧走吧”，很熟的，还会停下来，说几句话。
我的熟人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十八岁就出去读大学的缘故。有几位诗人朋友，年龄比我大许多，但经常聚在一起。当时我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过一些诗歌，还有散文，算是县城的文学新秀，颇受重视。
在县城的诗人里，大概孟宪军大姐的工作单位最好的，当时她在县民政局负责婚姻登记。记得我还对她说过，将来我结婚时，要找她帮忙登记来着，她很爽快就答应了。当然，只要符合《婚姻法》，登记其实不需要找人。但是在县城，任何事仿佛如果不找人，总觉得忐忑。
孟大姐邀请大家周末去她单位打过乒乓球。那天，可能因为地太滑，再加上有点用力过猛，孟大姐没挥两下拍子，哧溜一下摔倒，第一反应是用手撑地，当场就听见咔嚓一声，骨折了。
在一个专门接骨的诊所里，孟大姐脸色发青，额头上的汗珠黄豆一样往外冒，但她咬着牙，一声疼也没有喊。我当时在佩服之余，也感慨：在县城，一个人如果没有忍耐痛苦的能力，是很难受人尊敬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孟大姐喜欢摄影，更不知道她已经开始了对二十四节气的拍摄，自然也想不到，她的这一组照片，竟然用了十八年时间。
这十八年，正是县城飞速变化的十八年，县城越来越大，和县城交织在一起的庄稼地早已不见，长出了一茬平房，又一茬高楼；县城越来越大，二十四节气似乎也越来越模糊了。
是啊，三伏天在空调屋里，猜不出春分还是白露？三九天暖气充足的房间，谷雨还是立夏，重要吗？
但是，对我来说，全是无法抹去的记忆。比如每年谷雨，几乎都会有一场雨等在放学的路上，跑到旁边的商店里，看着橱窗里的奶油蛋糕，馋得口水长流。比如每年处暑，都是快要开学的时候，做梦都在做暑假作业，好不容易快要做完，醒来后懊恼万分，早知做了也白做，还不如梦见哪个女生呢？
也许，每个人身体里，都藏着二十四节气，从立春，到夏至，从惊蛰，到大寒。县城那个满眼雨水的少年，终将变成两鬓霜降的老人，谁也难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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