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南下的龚自珍

◎夏多

提到龚自珍,我们不自觉地就会想起“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曾在小学课本中出现的那几篇诗词名句,会想到龚自珍著名的《己亥杂诗》。这一位将干支纪年变为自己专属代号的文化名家,在他所经历的那个己亥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什么样的机遇下成就了这本传世诗集?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学者余世存作为龚自珍的“粉丝”、研究者,凭借文献资料和个人对龚自珍的理解,生动地还原了这位大诗人所经历的“己亥年”,并集结成《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出版发行。

余世存笔下的一切要从1839年的5月27日说起,那年正是农历己亥年。这一年,龚自珍真是郁闷到家了。37岁才考中进士,当了个从七品的小小内阁中书,总是给习惯于懒政的领导提出各种改革方案的他,因不谙官场之事,处处被打压、排挤。这个既没社会地位,又没财务自由的小公务员,因为被罚俸、官场回避原则、流言蜚语等种种原因,终于决定辞职逃离官场、逃离北京,返回杭州老家。

在余世存看来,龚自珍自初入官场时就积极改革,针砭时弊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他的政论在当时的环境看来异常尖锐。他已经敏锐地嗅到了衰败的气息,再也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但受到当时视野和认识的局限,他自己也深感无力。他本人的学识再丰富,也想不到未来的景象,因为他也只是在中国的旧知识库里,翻新旧资源而已。龚自珍家三代为官,入朝做官,实现儒家传统思想,成为治世之能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为了挤进官场他削尖了脑袋,不惜改变自己。

龚自珍曾努力学习官场应酬,学习玩物丧志,学习在无聊之中消磨时光。但这次辞职彻底改变了他。在第一次南归时他甚至都没有带上老婆孩子,一路游山玩水、走走停停,耗了将近5个月。而后再次北上,于雄县、固安停留接上家眷回杭州,这一趟往返费时不到2个月。可见,第一次都可以被称为“南游”的回家之路,让龚自珍心态发生了重大改变。曾经在乎的官位、房子、金钱,一旦全消失后,就像背上的大山被移走,他压抑已久的积郁和怒火终于得以释放。冲出京城立马就谈了场恋爱,就像个放荡的浪子,思绪飘散至各地,喷发的灵感落在纸上成就了著名的《己亥杂诗》。

余世存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将自己与龚自珍合二为一,以史料和他的诗作去体会龚自珍在这一年的经历。就像余世存所说“龚自珍于我、于今人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桥梁。借助于他,我们能够抵达自己人生中曾经求而不得的境界,我们借以跟古人和世界对话。”其实,这并不是余世存第一次和古人和世界对话,在他的经典著作《老子传》中就使用过这样的写法。

在《老子传》中,余世存以老子著作和历史素材提供的信息,解释还原老子生活的环境。他曾说过:“我们今天的传记或者评传要么是仰视,要么是俯视,要么是隔着历史的长河去瞭望一下古人,我们对这些古人是没有同情的。”而在这本《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中,余世存用自己对龚自珍《己亥杂诗》中315首诗的理解和诠释,讲述他与龚自珍的1839年。

在书中,余世存根据龚自珍的经历,重新排列诗序。内页两侧为龚自珍诗,中间为余世存的讲述,将散落在《己亥杂诗》中的诗词,还原为龚自珍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段。如果没有己亥年发生的这些事,在我们的印象中,龚自珍可能只是一个狂徒,一个无能的官吏,一个唐伯虎式的孤寂才人。一首诗、一句诗不足以代表诗人的真实样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只从这句来看,你会以为龚自珍是个一身正气且严肃的爱国者。但诗组中同时还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种柔情似水、细腻温暖的诗句,此时龚自珍又像个情歌王子。但当我们将龚自珍的己亥年,以《己亥杂诗》作为组诗串起来时,这些片段汇聚成一个整体,我们才真正得以认识龚自珍。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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