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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晴朗的午后 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澎湃新闻 2019-10-22 12:38 大字

本文原题《晴朗的午后——写在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

戊戌年农历八月初十,黄历显示大利东方,宜祈福、嫁娶、斋醮、栽种、祭祀等。时近中秋,暑热已退,碧空万里,晨昏清爽怡人。是日,晴朗的午后,父亲溘然长逝。

此前的八月初七日晚,我照例在报社值班,顺利看完新闻版面,貌似一切正常,步行回家洗漱休息。然而,清晨五点,我被手机铃声惊醒。后半夜到清晨,手机电话响了,一般都不是好消息。对我来说,近两年后半夜来电,要么是值班的报纸版面出了差错,要么是父亲旧疾复发,不管是哪一件事,都叫人心神不宁。

一看手机屏,原来是母亲来电,刚一接听,她在电话里就哭了:“你爸夜里一点钟开始头痛,现在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不晓得讲话了。”听了母亲的哭诉,我不由心下一沉,这次父亲可能病情更严重了。

随即起床简单洗漱,上网查询买什么车票回去。十几分钟后,移民哥、英俊哥又打来电话,语气相当急峻,说父亲的病情绝不乐观,要 我当天必须从北京赶回去,免得留下人生遗憾。挂掉电话,眼泪就不禁涌出来了,看来这次父亲凶多吉少。

买当天北京至衡阳的机票,已经来不及了。当天唯一的一趟高铁票仅余几张商务座,价格是普通二等座的三倍,赶紧在网上抢购一张。草草收拾了几件衣服,提起一个行李箱,六点钟就出了门。先去了一趟报社,取了一些物品,匆匆填了一张请假单,随即打车赶赴西客站。总算坐上了当天的高铁,心里却是一团乱麻。哥哥那边也知道了消息,临时买了到长沙的机票,再从长沙搭车回去。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车程,下午四点,到了衡阳东站。中平哥、长久姐夫开车来接,一路风驰电掣,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了祁东县人民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外面,母亲和几位亲友守候,母亲一宿未合眼,显得伤心而疲累。医生带我进入监护室,来到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口腔里插着呼吸管,我喊了他几声,他毫无回应,只是双脚动弹了几下。医生说,父亲已经丧失意识,脚动只是呼吸机引发的机械反应。

医生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给我看了检查结果,肝硬化引发脑血管破裂,说父亲已无救命的希望,动手术也无意义。一切如此突然,我的脑子有点麻木、空白。暗自希望有奇迹出现,但结果并没有,父亲连睁眼看一下都没有。

我们坐在重症监护室外面,什么也干不了,好像在等待最后的宣判。母亲说,头晚十一点多,父亲浑身汗出如浆,她准备打电话给县城的移民哥,想叫他开车送父亲去医院。父亲有点生气,觉得这么晚打电话是给人家添麻烦。但到了凌晨过后,他头疼得厉害,母亲就打电话叫移民哥赶紧过来。送到医院后,父亲头痛得受不了,叫医生打止痛针。打完止痛针,父亲变得平静了,却再也没有意识了。

我们守候至次日早上,医生巡查后,说父亲已经脑死亡,已经没了自主呼吸,最好抓紧安排后事。哥哥决定再守候一天,看父亲是否有所好转。

亲戚们陆续来了,凑在一块商量后事,该去准备香烛、寿木之类了。我和哥哥去街上的专卖店,挑选了一件衬衫、一条西裤和一双六百块钱的皮鞋,父亲从没穿过这么好的皮鞋。返回医院后,还是在走廊里守候。医院位于半山坡上,旁边有一处工地,一台孤独的挖机铆足劲嘶吼着,一下一下挖着山体,像一头疯狂的恐龙。我不由泪水盈眶,看着那挖机倔强地反复啃挖着土石。

第三天早上,已经彻底没了希望。按老家的习俗,一个人不宜在医院或外面过世,最好在自己家里断气,否则就不算吉利,而且灵柩也不能停放在堂屋,只能摆放在户外。中午过后,医院安排救护车把父亲运回村里,众人把父亲抬到他的卧室里,让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到一个小时后,父亲停止了心跳。

此前母亲叮嘱我在父亲咽气时,不要离他太近,因为我们父子俩的八字不合。我自然不迷信所谓八字,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忧着急,也就遵嘱独个儿呆在二楼。从二楼窗户望出去,屋后竹树葱茂,绿荫依依,鸟鸣婉转,蝉鸣喋喋,已不如盛夏那般聒噪。碧天湛蓝,白云漫漫,飘浮而过。整个世界祥和安静而又生机勃勃,按照自身的规则在运转。如此晴朗的午后,却也是父亲一生最后的时刻。我并没有哭,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莫名的古怪。

当听到母亲的哭嚎声传来,我知道父亲已与世长辞。那一片刻间,我骤然深深领会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本义。天地生养万物,但也毫不关心尘世的哀乐伤痛,书上所谓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不过是书写者的情感流溢、想象寄托罢了。转念一想,父亲能在如此吉日良时逝世,未尝不是一种福报。但这到底大约只是自我安慰吧。

整理遗物时,我们在父亲卧室的床头柜里,意外发现了一张折叠好的纸,塞在一个旧红包纸盒里。原来是一份遗嘱,他一个月前写的,把自己的身后事交待得井井有条,丧事如何办,哪些人担任治丧成员,自己葬在哪里,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我想,父亲大概自己早有预感,已经准备好从容面对死神,只是从未跟我们提起。

此前父亲曾经在电话中说,希望我们兄弟俩在中秋节或国庆假期回去一趟,但我们都忙于各自的事,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怀着愧疚的心情,我们决定让父亲的灵柩在家停放六天,过了中秋节再下葬。父亲是一位平凡农民,一生含辛茹苦,供我们兄弟俩读书上大学,在乡里口碑甚佳。家族叔侄们商定,父亲丧事不追求风光排场,但也得有体有面。

父亲刚入殓,三位中老年礼生已经不请而至。按本乡习俗,礼生通文墨和白喜事礼仪,一般由他们来主持礼仪方面的事情,当然少不了酬劳及红包。父亲的发小江河叔也是礼生,有一个班子,我们本来想请他的班子来主持。但这三位礼生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第一时间急急赶来,在灵堂里铺开笔墨纸张,算是抢占了场子。而我们也不便把他们赶走,只好跟他们商量把江河叔加进来,组成礼生四人组。

没料到本乡办红白喜事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商业运作,各个环节均有人掺合进来,分取自己的那杯羹。岂止是这三位礼生消息灵通,更有包办酒席的人士,打着探望父亲的幌子,头两天提着一袋水果来到医院,意欲抢先接下酒席单子。父亲还在重症室里,还没有过世呢。母亲对此人行为很生气,把他的水果袋扔掉了。后来,我们另叫了包办酒席的,他们自带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负责每天洗碗、煮菜、做饭,也是专干这个行当的。

父亲在遗嘱里特意叮嘱,不要搞和尚念经、道士打卦、烧灵屋这类旧俗,也不要我们兄弟俩跪跪拜拜,但一定要搞好饭菜,让大家吃好喝好。

酒菜搞好不难办到,但完全不跪跪拜拜,事实上很难办到,我们也身不由己。灵堂布置好后,村邻、亲友们陆续前来吊唁,在灵前烧香、焚纸钱、磕头。每当有人来吊唁,不分对方老小,我们兄弟俩披麻戴孝,得按习俗跪在旁边,直到来客伸手搀扶才能站起来。为了体现孝子的诚意,膝下也不垫蒲团,就垫了几张牛皮纸,半天下来,膝盖就已跪得生疼。按乡里旧俗,以前孝子还必须打赤脚,哪怕是寒冬腊月,出入也必须打赤脚,踩着冰块泥水去亲戚家报孝。如此完全是折腾孝子,就得让你受苦病一场。好在这个形式主义的陋俗,如今已经废弃了。

本乡办白喜事,讲究热热闹闹,才显得主家体面和子女孝心。除了酒席之外,中西乐队得请,大鼓队也得请。当然,最不可缺的是晚上的演出。以前流行放电影、唱渔鼓戏。小时候,我们爱看电影,每每听到四周村里有老人去世,立即喜大普奔,晚上成群结队去看电影,最爱看的当然是武打、枪战片。一般在晒谷场上拉起银幕,夜幕降临后,村民们四处赶来,卖瓜子、油炸饼之类的小贩也赶来,俨然成了乡间节日聚会。要是主家不放电影,我们便愤愤然,很有些瞧不起了。

近些年放电影却已经没人看了,当初放电影的也早已改行了。本乡办白喜事,当下流行的是渔鼓戏、演唱会。渔鼓戏是传统演出,每晚说唱两个小时左右,价格两千多元。演唱会就贵多了,从县城请来的歌舞团,每晚价格在六七千元左右。一般是各个亲戚凑钱请演出班子搞演唱会,这样显得主家有面子。

头一天晚上演渔鼓戏,堂兄们凑钱请的,班子也是本乡熟人。渔鼓戏如今被评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演传统剧目,但演员们为了调节气氛,中间会插入一些半荤的段子。晒谷场上搭了一个台子,供晚上演出所用。爱听渔鼓戏的也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太感兴趣。当晚来了一百多人看戏,按习俗礼节,我们得给他们分发香烟,到九点钟后,还得给每人发一包瓜子、花生。人家乐意来看戏,说明主家有人气,你得好好伺候。

演渔鼓戏的时候,我就挨个给大家发香烟。邻村的加生叔也在看戏,一旁坐着他的智商偏低的傻儿子。加生叔的老婆是个疯婆娘,早先几年去世了,一家就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家境比较贫困,周围谁家有红白喜事,父子俩爱去赚点吃喝,也是一对可怜人。当天在我家吃晚饭时,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也不顾别人的劝阻,接连喝了不少酒。他跟父亲是老牌友,经常一块打牌,交情也不错。我递烟给他,他看上去挺兴奋,嘴里絮叨个不停。

夜里十点多,渔鼓戏也结束了,戏班子收拾好家伙,陆续撤离。此时灵堂里已经摆开了四张牌桌,大家打起了牌。本乡如今形成了一个习俗,主家请一群人打牌熬夜,来替孝子守灵。当然,打牌的也是不白熬夜,主家得给每人一百元酬劳。我的一个堂侄儿就专干这门营生,拉拢了七八个人,靠打牌守灵来赚钱。当晚,他带了两桌人,就在灵堂里摆开桌椅打起牌来。

戏班子撤走之后,晒谷场马上变得空旷,板凳七零八落,我就独自在那儿踱步,一天紧绷的神经,稍稍感觉放松了些。正在此时,只听到灵堂里一片惊呼,我赶紧跑过去。原来站在一旁观看傻儿子打牌的加生叔,突然发病倒地,直挺挺的,不省人事,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众人哗然,谁也不敢动他。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不到十分钟,救护车就来了。急救人员上前一探看,说加生叔脑溢血发作,已经一命归西了。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脑子完全懵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众人还是七嘴八舌,商量了一番,由急救人员把加生叔抬上担架,运到了他家所在的邻村晒谷场上。他的傻儿子更是手足无措,多亏他的堂兄们赶来,临时紧急处理后事。局面相当混乱,折腾到夜里两点多,才算平息下来。两桌打牌熬夜的继续打牌,而我支撑到三点钟,有点熬不住了,到二楼房间休息。乱糟糟而又奇怪的一天,终于结束了,令人筋疲力尽。

躺下横竖睡不着,想起父亲就躺在楼下的棺木中,而加生叔倒地猝亡前二十多分钟还在跟我唠嗑,一切如此真实,一切又如此不真实。眯了一会儿,五点钟就起来了,我下楼到灵堂一看,打牌的都走了,一地狼藉,到处是瓜子壳、茶渍、烟头、空矿泉水瓶。在花圈丛中,父亲的遗像笑容满面,而我感到无以名状的悲哀,拿来扫帚开始默默打扫地板。

加生叔不是在自己家里过世的,自然不能在堂屋里安设灵堂,棺木也就摆在他们村的晒谷场上。他家的叔侄们帮忙办后事,在晒谷场上支起了一个棚子,权当是吊唁的灵堂。亲戚们决定丧葬一切从简,尽量早早出殡下葬,尽量节省开支,为他的傻儿子多留一点生活费。社区干部也来了,送上了五千元慰问费,还给他的傻儿子办了低保,也算是仁尽义至。

我们也去了加生叔那儿吊唁,还打了一个红包,回来后还得接着忙父亲的后事。第二天晚上,堂兄们又凑钱请来县城歌舞团搞演唱会,比渔鼓戏的人气高多了,天还没黑,周围村里就来了四五百人,男女老少全出动,把晒谷场都坐满了。显然,这种新型的歌舞演出更有吸引力,也更受他们欢迎。

一群男女歌手轮流上台唱流行歌曲,接着表演魔术、气功、杂耍之类的节目,表演并不高级,甚至土味十足,却惹得台下乡亲们乐不可支。其中,竟然还有一个男生反串的节目,化装成古装女生模样,在台上扭扭捏捏,还邀请村里的几位老光棍上台互动,这种恶搞却颇有戏剧效果,逗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如今的乡村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于是乎,红白喜事也开始泛娱乐化,成了村民们难得的文化盛宴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老家看到这种演出,本来也不感兴趣,在一旁瞅了几眼,实在笑不出来,当然,我也不适合笑出来。

到了中秋节晚上,也是出殡的前夜,亲戚们又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但没有演出节目单,只有三位年轻男女歌手上台,来客们可以随意点歌,歌手唱一首得两百块钱。亲友们陆续点歌助兴,歌手们则十分卖力,一首接一首地唱,音响声音又大,歌声在乡村夜色中飘荡,隔着很远都能听到。周邻村里的父老乡亲又聚集过来听音乐会,个个兴致勃勃,在宏亮的歌声中,连老人们也舒展满脸皱纹,仿佛年轻了许多。加生叔头一天已经下葬,他的傻儿子也闲下来了,坐在人群中观看唱歌,跟其他人一样眉开眼笑。我不由暗自感叹,我们同一天失去了父亲,但傻子自有傻子的好处,不会为悲喜情绪所纠缠,不会为那些无谓的事情烦恼。

音乐会进行到夜里十一点左右,不知道是哪位亲戚带来了一位外地老板,这位老板故作豪气,掏出一沓百元大钞,一口气点了十几首歌。而台上的歌手已经唱不动了,其中一位瘦高个女孩更是喉咙沙哑,跑音走调得厉害,但看到台下老板挥舞的大钞,立刻来了劲头,抢着麦克风唱歌。说实话,歌唱得越来越难听了,但为了不扫兴,我们也不便提出终止音乐会。恰在此时,突然断电,全场一片漆黑,于是在一片混乱之中,音乐会草草结束了。等好不容易寻来发电机再发起电时,场子早已散空了,晒谷场上到处是零乱的板凳。村子陷入一片午夜寂静之中,远处有狗吠声,近处便只有发电机的嘟嘟轰鸣声了。

次日早上举行家祭,之后就发丧出殡。此前礼生根据我们兄弟俩的讲述,写了一封有关父亲生平的祭文,举行家祭的时候,礼生便唱读祭文,我们兄弟俩则跪在灵前聆听。而在读祭文前,按照仪式,我们兄弟还要每人叫三声“爸爸”,以示父子从此永别。

哥哥和父亲的关系非同寻常。哥哥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犯了点小过错,性子急躁的父亲拎起他放进屋檐沟里,吓唬说要活埋他。从此以后,性格倔强的哥哥就不再当面张嘴叫爸,最多只是在书信里称呼。虽然如此,他们既是父子关系,又像是一对忘年交,不管是学业、工作或家庭上的大事小情,哥哥都很乐意跟父亲交流。相比之下,我跟父亲交流较少,反而没那么密切,父亲甚至抱怨我给他打电话太少。

而在家祭仪式上,许多年不曾开口称呼父亲的哥哥连叫了三声“爸爸”,瞬间泪如雨下。

随后,父亲的棺木正式封盖,钉上了钉子。在封盖钉钉之前,我们把一册《天涯》杂志放入棺中随葬。2016年父亲一度病危,转危为安出院后,曾在家写自传。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写上几百字,共写了约两万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把手稿给我看,我整理了出来,后投给了《天涯》杂志。杂志副主编林森慧眼识珠,不久即回复安排采用,刊发于2018年5月份第三期的“民间语文”栏目(略有删节)。生平第一次发表文章,当时父亲很高兴,还把两千余元稿费全部给了孙女。

自传刊发后仅四个月,没想到父亲就病逝。把一册当期杂志随葬,这也是我为父亲所能做的最后一点事情了。或许有人问,一个农民有何重要,值得写自传吗?我的回答是,传记并不专属于高层精英人士,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写自传,有一句诗道,“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一个农民在风烛晚年拿起笔来试着去表达,不更值得敬重吗?聆听父亲的故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知过往、辨将来。

出殡当天的中午,安排酒席宴请亲友。按照父亲的遗嘱,我们把酒菜办得相当丰盛可口,来客无不吃得满意,赞不绝口。散席后亲友即大多告辞。下午继续上山安坟,村邻发小们来帮忙,到傍晚时分,父亲的坟已经全部筑好夯实了。点响一挂鞭炮,在噼里啪啦声中,我们就下山回家了,按习俗规矩,亲人绝不能回头多看一眼。晚饭后,众人陆续散去,哥嫂、妻女们也去了县城宾馆,偌大的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立即冷清了下来。

闹哄哄、心神不宁的几天结束了,如同完成了一桩重要任务,总算松了一口气。丧葬都遵守习俗规矩,既显得体面但也很折腾人。我并不喜欢循规蹈矩,可是一切照习俗来办,虽然繁琐但似乎也省心。在遗嘱中,父亲则显得更为豁达,他要求火葬,也不要搞那些丧葬旧俗。和尚念经、道士打卦、烧灵屋之类,我们也遵嘱不搞。但是,倘若完全按他的遗嘱办,恐怕我们兄弟俩难免要遭到亲邻挑剔指责了。乡土习俗固有的强大力量,有时使人并不那么容易摆脱。

夜里,我独自坐在门前走廊上,像往常一样静坐着。周围十分安静,树影铺在庭院地面,草虫在暗处吟唱。以前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习惯和父亲夜里坐在走廊上,也不怎么说话,彼此就是那么安详地坐着。头一年的端午节晚上,父亲从医院回来,我们也是这样坐着,他坐在竹躺椅里,我坐在板凳上。那时院子里的枣树开满细碎的小黄花,屋后的栗树也挂满了花穗,香气格外浓烈扑鼻。

而此时,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廊下,望着天上的月亮穿过乌云,而旁边的竹躺椅空空如也。一股巨大的悲伤袭来,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父亲已经埋在山上,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在此次病发的当天傍晚,父亲还跟哥哥通了电话,全然没谈及自己的病情。之前两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刚搬租房子,心情有些烦躁,正拎着一个大包,从北京站前街路过,周围人声乱哄哄的,听得不太清楚,简单说了几句就挂上了电话。那是父亲和我最后一次说话。

死生契阔,如此大事,命运却从来不会提前告知我们。

父亲逝世至今已有一年了。那边的世界怎么样,生者谁也不知道。有一阵子我常常梦到他,梦里他总是和蔼地笑着,却并不说话,脾气也没有生前那么暴躁了。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假期里我常常跟他下地干活,或者去赶集卖蔬菜瓜果,他总是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的交流并不多。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家门前收拾盖菜,我捡起一把菜刀,无聊地乱挥乱舞,一刀差点砍到他的手臂,幸亏他躲闪得快,吓了一跳,随即回过神来,抬手就是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然,父亲并不会什么话都跟我们说。他在自传中提到,1972年秋,他在桂林做工,拉大锯锯木板,忽然收到一封来自衡阳的书信,让他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他买了一件大衣,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新大衣,却还是闷闷不乐。于是辞工不做,回到了老家。

这一段记得含糊不清,曾经激起我好奇的疑问:那封信里到底说了一件什么事?是当初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夭折的事吗?父亲坚持不肯吐露,只说这件事很重要,自己要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去。父亲说到做到了。此刻我已懂得,每个人都心怀秘密,深深藏在内心的角落,即便对亲人也至死不会说出。

所有这些都成了往事。现在,父亲已是一抷黄土,和普普通通的遗忘。而我将会一直记得那个晴朗的午后,窗外漫天白云,绿荫遍地,蝉声哳哳,鸟雀自在鸣啼,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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