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晴朗的午后 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本文原题《晴朗的午后——写在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
一
戊戌年农历八月初十，黄历显示大利东方，宜祈福、嫁娶、斋醮、栽种、祭祀等。时近中秋，暑热已退，碧空万里，晨昏清爽怡人。是日，晴朗的午后，父亲溘然长逝。
此前的八月初七日晚，我照例在报社值班，顺利看完新闻版面，貌似一切正常，步行回家洗漱休息。然而，清晨五点，我被手机铃声惊醒。后半夜到清晨，手机电话响了，一般都不是好消息。对我来说，近两年后半夜来电，要么是值班的报纸版面出了差错，要么是父亲旧疾复发，不管是哪一件事，都叫人心神不宁。
一看手机屏，原来是母亲来电，刚一接听，她在电话里就哭了：“你爸夜里一点钟开始头痛，现在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不晓得讲话了。”听了母亲的哭诉，我不由心下一沉，这次父亲可能病情更严重了。
随即起床简单洗漱，上网查询买什么车票回去。十几分钟后，移民哥、英俊哥又打来电话，语气相当急峻，说父亲的病情绝不乐观，要 我当天必须从北京赶回去，免得留下人生遗憾。挂掉电话，眼泪就不禁涌出来了，看来这次父亲凶多吉少。
买当天北京至衡阳的机票，已经来不及了。当天唯一的一趟高铁票仅余几张商务座，价格是普通二等座的三倍，赶紧在网上抢购一张。草草收拾了几件衣服，提起一个行李箱，六点钟就出了门。先去了一趟报社，取了一些物品，匆匆填了一张请假单，随即打车赶赴西客站。总算坐上了当天的高铁，心里却是一团乱麻。哥哥那边也知道了消息，临时买了到长沙的机票，再从长沙搭车回去。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车程，下午四点，到了衡阳东站。中平哥、长久姐夫开车来接，一路风驰电掣，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了祁东县人民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外面，母亲和几位亲友守候，母亲一宿未合眼，显得伤心而疲累。医生带我进入监护室，来到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口腔里插着呼吸管，我喊了他几声，他毫无回应，只是双脚动弹了几下。医生说，父亲已经丧失意识，脚动只是呼吸机引发的机械反应。
医生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给我看了检查结果，肝硬化引发脑血管破裂，说父亲已无救命的希望，动手术也无意义。一切如此突然，我的脑子有点麻木、空白。暗自希望有奇迹出现，但结果并没有，父亲连睁眼看一下都没有。
我们坐在重症监护室外面，什么也干不了，好像在等待最后的宣判。母亲说，头晚十一点多，父亲浑身汗出如浆，她准备打电话给县城的移民哥，想叫他开车送父亲去医院。父亲有点生气，觉得这么晚打电话是给人家添麻烦。但到了凌晨过后，他头疼得厉害，母亲就打电话叫移民哥赶紧过来。送到医院后，父亲头痛得受不了，叫医生打止痛针。打完止痛针，父亲变得平静了，却再也没有意识了。
我们守候至次日早上，医生巡查后，说父亲已经脑死亡，已经没了自主呼吸，最好抓紧安排后事。哥哥决定再守候一天，看父亲是否有所好转。
亲戚们陆续来了，凑在一块商量后事，该去准备香烛、寿木之类了。我和哥哥去街上的专卖店，挑选了一件衬衫、一条西裤和一双六百块钱的皮鞋，父亲从没穿过这么好的皮鞋。返回医院后，还是在走廊里守候。医院位于半山坡上，旁边有一处工地，一台孤独的挖机铆足劲嘶吼着，一下一下挖着山体，像一头疯狂的恐龙。我不由泪水盈眶，看着那挖机倔强地反复啃挖着土石。
第三天早上，已经彻底没了希望。按老家的习俗，一个人不宜在医院或外面过世，最好在自己家里断气，否则就不算吉利，而且灵柩也不能停放在堂屋，只能摆放在户外。中午过后，医院安排救护车把父亲运回村里，众人把父亲抬到他的卧室里，让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到一个小时后，父亲停止了心跳。
此前母亲叮嘱我在父亲咽气时，不要离他太近，因为我们父子俩的八字不合。我自然不迷信所谓八字，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忧着急，也就遵嘱独个儿呆在二楼。从二楼窗户望出去，屋后竹树葱茂，绿荫依依，鸟鸣婉转，蝉鸣喋喋，已不如盛夏那般聒噪。碧天湛蓝，白云漫漫，飘浮而过。整个世界祥和安静而又生机勃勃，按照自身的规则在运转。如此晴朗的午后，却也是父亲一生最后的时刻。我并没有哭，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莫名的古怪。
当听到母亲的哭嚎声传来，我知道父亲已与世长辞。那一片刻间，我骤然深深领会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本义。天地生养万物，但也毫不关心尘世的哀乐伤痛，书上所谓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不过是书写者的情感流溢、想象寄托罢了。转念一想，父亲能在如此吉日良时逝世，未尝不是一种福报。但这到底大约只是自我安慰吧。
整理遗物时，我们在父亲卧室的床头柜里，意外发现了一张折叠好的纸，塞在一个旧红包纸盒里。原来是一份遗嘱，他一个月前写的，把自己的身后事交待得井井有条，丧事如何办，哪些人担任治丧成员，自己葬在哪里，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我想，父亲大概自己早有预感，已经准备好从容面对死神，只是从未跟我们提起。
二
此前父亲曾经在电话中说，希望我们兄弟俩在中秋节或国庆假期回去一趟，但我们都忙于各自的事，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怀着愧疚的心情，我们决定让父亲的灵柩在家停放六天，过了中秋节再下葬。父亲是一位平凡农民，一生含辛茹苦，供我们兄弟俩读书上大学，在乡里口碑甚佳。家族叔侄们商定，父亲丧事不追求风光排场，但也得有体有面。
父亲刚入殓，三位中老年礼生已经不请而至。按本乡习俗，礼生通文墨和白喜事礼仪，一般由他们来主持礼仪方面的事情，当然少不了酬劳及红包。父亲的发小江河叔也是礼生，有一个班子，我们本来想请他的班子来主持。但这三位礼生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第一时间急急赶来，在灵堂里铺开笔墨纸张，算是抢占了场子。而我们也不便把他们赶走，只好跟他们商量把江河叔加进来，组成礼生四人组。
没料到本乡办红白喜事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商业运作，各个环节均有人掺合进来，分取自己的那杯羹。岂止是这三位礼生消息灵通，更有包办酒席的人士，打着探望父亲的幌子，头两天提着一袋水果来到医院，意欲抢先接下酒席单子。父亲还在重症室里，还没有过世呢。母亲对此人行为很生气，把他的水果袋扔掉了。后来，我们另叫了包办酒席的，他们自带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负责每天洗碗、煮菜、做饭，也是专干这个行当的。
父亲在遗嘱里特意叮嘱，不要搞和尚念经、道士打卦、烧灵屋这类旧俗，也不要我们兄弟俩跪跪拜拜，但一定要搞好饭菜，让大家吃好喝好。
酒菜搞好不难办到，但完全不跪跪拜拜，事实上很难办到，我们也身不由己。灵堂布置好后，村邻、亲友们陆续前来吊唁，在灵前烧香、焚纸钱、磕头。每当有人来吊唁，不分对方老小，我们兄弟俩披麻戴孝，得按习俗跪在旁边，直到来客伸手搀扶才能站起来。为了体现孝子的诚意，膝下也不垫蒲团，就垫了几张牛皮纸，半天下来，膝盖就已跪得生疼。按乡里旧俗，以前孝子还必须打赤脚，哪怕是寒冬腊月，出入也必须打赤脚，踩着冰块泥水去亲戚家报孝。如此完全是折腾孝子，就得让你受苦病一场。好在这个形式主义的陋俗，如今已经废弃了。
本乡办白喜事，讲究热热闹闹，才显得主家体面和子女孝心。除了酒席之外，中西乐队得请，大鼓队也得请。当然，最不可缺的是晚上的演出。以前流行放电影、唱渔鼓戏。小时候，我们爱看电影，每每听到四周村里有老人去世，立即喜大普奔，晚上成群结队去看电影，最爱看的当然是武打、枪战片。一般在晒谷场上拉起银幕，夜幕降临后，村民们四处赶来，卖瓜子、油炸饼之类的小贩也赶来，俨然成了乡间节日聚会。要是主家不放电影，我们便愤愤然，很有些瞧不起了。
近些年放电影却已经没人看了，当初放电影的也早已改行了。本乡办白喜事，当下流行的是渔鼓戏、演唱会。渔鼓戏是传统演出，每晚说唱两个小时左右，价格两千多元。演唱会就贵多了，从县城请来的歌舞团，每晚价格在六七千元左右。一般是各个亲戚凑钱请演出班子搞演唱会，这样显得主家有面子。
头一天晚上演渔鼓戏，堂兄们凑钱请的，班子也是本乡熟人。渔鼓戏如今被评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演传统剧目，但演员们为了调节气氛，中间会插入一些半荤的段子。晒谷场上搭了一个台子，供晚上演出所用。爱听渔鼓戏的也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太感兴趣。当晚来了一百多人看戏，按习俗礼节，我们得给他们分发香烟，到九点钟后，还得给每人发一包瓜子、花生。人家乐意来看戏，说明主家有人气，你得好好伺候。
演渔鼓戏的时候，我就挨个给大家发香烟。邻村的加生叔也在看戏，一旁坐着他的智商偏低的傻儿子。加生叔的老婆是个疯婆娘，早先几年去世了，一家就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家境比较贫困，周围谁家有红白喜事，父子俩爱去赚点吃喝，也是一对可怜人。当天在我家吃晚饭时，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也不顾别人的劝阻，接连喝了不少酒。他跟父亲是老牌友，经常一块打牌，交情也不错。我递烟给他，他看上去挺兴奋，嘴里絮叨个不停。
夜里十点多，渔鼓戏也结束了，戏班子收拾好家伙，陆续撤离。此时灵堂里已经摆开了四张牌桌，大家打起了牌。本乡如今形成了一个习俗，主家请一群人打牌熬夜，来替孝子守灵。当然，打牌的也是不白熬夜，主家得给每人一百元酬劳。我的一个堂侄儿就专干这门营生，拉拢了七八个人，靠打牌守灵来赚钱。当晚，他带了两桌人，就在灵堂里摆开桌椅打起牌来。
戏班子撤走之后，晒谷场马上变得空旷，板凳七零八落，我就独自在那儿踱步，一天紧绷的神经，稍稍感觉放松了些。正在此时，只听到灵堂里一片惊呼，我赶紧跑过去。原来站在一旁观看傻儿子打牌的加生叔，突然发病倒地，直挺挺的，不省人事，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众人哗然，谁也不敢动他。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不到十分钟，救护车就来了。急救人员上前一探看，说加生叔脑溢血发作，已经一命归西了。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脑子完全懵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众人还是七嘴八舌，商量了一番，由急救人员把加生叔抬上担架，运到了他家所在的邻村晒谷场上。他的傻儿子更是手足无措，多亏他的堂兄们赶来，临时紧急处理后事。局面相当混乱，折腾到夜里两点多，才算平息下来。两桌打牌熬夜的继续打牌，而我支撑到三点钟，有点熬不住了，到二楼房间休息。乱糟糟而又奇怪的一天，终于结束了，令人筋疲力尽。
躺下横竖睡不着，想起父亲就躺在楼下的棺木中，而加生叔倒地猝亡前二十多分钟还在跟我唠嗑，一切如此真实，一切又如此不真实。眯了一会儿，五点钟就起来了，我下楼到灵堂一看，打牌的都走了，一地狼藉，到处是瓜子壳、茶渍、烟头、空矿泉水瓶。在花圈丛中，父亲的遗像笑容满面，而我感到无以名状的悲哀，拿来扫帚开始默默打扫地板。
三
加生叔不是在自己家里过世的，自然不能在堂屋里安设灵堂，棺木也就摆在他们村的晒谷场上。他家的叔侄们帮忙办后事，在晒谷场上支起了一个棚子，权当是吊唁的灵堂。亲戚们决定丧葬一切从简，尽量早早出殡下葬，尽量节省开支，为他的傻儿子多留一点生活费。社区干部也来了，送上了五千元慰问费，还给他的傻儿子办了低保，也算是仁尽义至。
我们也去了加生叔那儿吊唁，还打了一个红包，回来后还得接着忙父亲的后事。第二天晚上，堂兄们又凑钱请来县城歌舞团搞演唱会，比渔鼓戏的人气高多了，天还没黑，周围村里就来了四五百人，男女老少全出动，把晒谷场都坐满了。显然，这种新型的歌舞演出更有吸引力，也更受他们欢迎。
一群男女歌手轮流上台唱流行歌曲，接着表演魔术、气功、杂耍之类的节目，表演并不高级，甚至土味十足，却惹得台下乡亲们乐不可支。其中，竟然还有一个男生反串的节目，化装成古装女生模样，在台上扭扭捏捏，还邀请村里的几位老光棍上台互动，这种恶搞却颇有戏剧效果，逗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如今的乡村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于是乎，红白喜事也开始泛娱乐化，成了村民们难得的文化盛宴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老家看到这种演出，本来也不感兴趣，在一旁瞅了几眼，实在笑不出来，当然，我也不适合笑出来。
到了中秋节晚上，也是出殡的前夜，亲戚们又安排了一场音乐会，但没有演出节目单，只有三位年轻男女歌手上台，来客们可以随意点歌，歌手唱一首得两百块钱。亲友们陆续点歌助兴，歌手们则十分卖力，一首接一首地唱，音响声音又大，歌声在乡村夜色中飘荡，隔着很远都能听到。周邻村里的父老乡亲又聚集过来听音乐会，个个兴致勃勃，在宏亮的歌声中，连老人们也舒展满脸皱纹，仿佛年轻了许多。加生叔头一天已经下葬，他的傻儿子也闲下来了，坐在人群中观看唱歌，跟其他人一样眉开眼笑。我不由暗自感叹，我们同一天失去了父亲，但傻子自有傻子的好处，不会为悲喜情绪所纠缠，不会为那些无谓的事情烦恼。
音乐会进行到夜里十一点左右，不知道是哪位亲戚带来了一位外地老板，这位老板故作豪气，掏出一沓百元大钞，一口气点了十几首歌。而台上的歌手已经唱不动了，其中一位瘦高个女孩更是喉咙沙哑，跑音走调得厉害，但看到台下老板挥舞的大钞，立刻来了劲头，抢着麦克风唱歌。说实话，歌唱得越来越难听了，但为了不扫兴，我们也不便提出终止音乐会。恰在此时，突然断电，全场一片漆黑，于是在一片混乱之中，音乐会草草结束了。等好不容易寻来发电机再发起电时，场子早已散空了，晒谷场上到处是零乱的板凳。村子陷入一片午夜寂静之中，远处有狗吠声，近处便只有发电机的嘟嘟轰鸣声了。
次日早上举行家祭，之后就发丧出殡。此前礼生根据我们兄弟俩的讲述，写了一封有关父亲生平的祭文，举行家祭的时候，礼生便唱读祭文，我们兄弟俩则跪在灵前聆听。而在读祭文前，按照仪式，我们兄弟还要每人叫三声“爸爸”，以示父子从此永别。
哥哥和父亲的关系非同寻常。哥哥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犯了点小过错，性子急躁的父亲拎起他放进屋檐沟里，吓唬说要活埋他。从此以后，性格倔强的哥哥就不再当面张嘴叫爸，最多只是在书信里称呼。虽然如此，他们既是父子关系，又像是一对忘年交，不管是学业、工作或家庭上的大事小情，哥哥都很乐意跟父亲交流。相比之下，我跟父亲交流较少，反而没那么密切，父亲甚至抱怨我给他打电话太少。
而在家祭仪式上，许多年不曾开口称呼父亲的哥哥连叫了三声“爸爸”，瞬间泪如雨下。
随后，父亲的棺木正式封盖，钉上了钉子。在封盖钉钉之前，我们把一册《天涯》杂志放入棺中随葬。2016年父亲一度病危，转危为安出院后，曾在家写自传。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写上几百字，共写了约两万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把手稿给我看，我整理了出来，后投给了《天涯》杂志。杂志副主编林森慧眼识珠，不久即回复安排采用，刊发于2018年5月份第三期的“民间语文”栏目（略有删节）。生平第一次发表文章，当时父亲很高兴，还把两千余元稿费全部给了孙女。
自传刊发后仅四个月，没想到父亲就病逝。把一册当期杂志随葬，这也是我为父亲所能做的最后一点事情了。或许有人问，一个农民有何重要，值得写自传吗？我的回答是，传记并不专属于高层精英人士，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写自传，有一句诗道，“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一个农民在风烛晚年拿起笔来试着去表达，不更值得敬重吗？聆听父亲的故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知过往、辨将来。
出殡当天的中午，安排酒席宴请亲友。按照父亲的遗嘱，我们把酒菜办得相当丰盛可口，来客无不吃得满意，赞不绝口。散席后亲友即大多告辞。下午继续上山安坟，村邻发小们来帮忙，到傍晚时分，父亲的坟已经全部筑好夯实了。点响一挂鞭炮，在噼里啪啦声中，我们就下山回家了，按习俗规矩，亲人绝不能回头多看一眼。晚饭后，众人陆续散去，哥嫂、妻女们也去了县城宾馆，偌大的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立即冷清了下来。
闹哄哄、心神不宁的几天结束了，如同完成了一桩重要任务，总算松了一口气。丧葬都遵守习俗规矩，既显得体面但也很折腾人。我并不喜欢循规蹈矩，可是一切照习俗来办，虽然繁琐但似乎也省心。在遗嘱中，父亲则显得更为豁达，他要求火葬，也不要搞那些丧葬旧俗。和尚念经、道士打卦、烧灵屋之类，我们也遵嘱不搞。但是，倘若完全按他的遗嘱办，恐怕我们兄弟俩难免要遭到亲邻挑剔指责了。乡土习俗固有的强大力量，有时使人并不那么容易摆脱。
夜里，我独自坐在门前走廊上，像往常一样静坐着。周围十分安静，树影铺在庭院地面，草虫在暗处吟唱。以前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习惯和父亲夜里坐在走廊上，也不怎么说话，彼此就是那么安详地坐着。头一年的端午节晚上，父亲从医院回来，我们也是这样坐着，他坐在竹躺椅里，我坐在板凳上。那时院子里的枣树开满细碎的小黄花，屋后的栗树也挂满了花穗，香气格外浓烈扑鼻。
而此时，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廊下，望着天上的月亮穿过乌云，而旁边的竹躺椅空空如也。一股巨大的悲伤袭来，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父亲已经埋在山上，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四
在此次病发的当天傍晚，父亲还跟哥哥通了电话，全然没谈及自己的病情。之前两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刚搬租房子，心情有些烦躁，正拎着一个大包，从北京站前街路过，周围人声乱哄哄的，听得不太清楚，简单说了几句就挂上了电话。那是父亲和我最后一次说话。
死生契阔，如此大事，命运却从来不会提前告知我们。
父亲逝世至今已有一年了。那边的世界怎么样，生者谁也不知道。有一阵子我常常梦到他，梦里他总是和蔼地笑着，却并不说话，脾气也没有生前那么暴躁了。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假期里我常常跟他下地干活，或者去赶集卖蔬菜瓜果，他总是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的交流并不多。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家门前收拾盖菜，我捡起一把菜刀，无聊地乱挥乱舞，一刀差点砍到他的手臂，幸亏他躲闪得快，吓了一跳，随即回过神来，抬手就是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然，父亲并不会什么话都跟我们说。他在自传中提到，1972年秋，他在桂林做工，拉大锯锯木板，忽然收到一封来自衡阳的书信，让他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他买了一件大衣，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新大衣，却还是闷闷不乐。于是辞工不做，回到了老家。
这一段记得含糊不清，曾经激起我好奇的疑问：那封信里到底说了一件什么事？是当初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夭折的事吗？父亲坚持不肯吐露，只说这件事很重要，自己要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去。父亲说到做到了。此刻我已懂得，每个人都心怀秘密，深深藏在内心的角落，即便对亲人也至死不会说出。
所有这些都成了往事。现在，父亲已是一抷黄土，和普普通通的遗忘。而我将会一直记得那个晴朗的午后，窗外漫天白云，绿荫遍地，蝉声哳哳，鸟雀自在鸣啼，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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