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燃煤污染告别 北京平原地区已基本告别燃煤污染；最后一家国有煤矿今年年底将关停，结束北京千年采煤史
2017年11月14日，顺义区东水泉村，工作人员在村民家检查煤改电供热设备。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2015年3月20日，被称为“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2017年6月15日，宛平城，电力工人在进行煤改电工程施工，把电缆引入地下。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2013年11月13日，东城区琉璃井煤厂，压煤机已经停止工作，工人们坐在一起闲聊。城区供热煤改电之后，煤厂日益冷清。黄月 摄
害怕吗？
时常有人问安二同，深入地下百余米甚至数百米，不见天日，是什么心情。
30年工作在“地面以下”，安二同退休时，他所在的木城涧煤矿也临近了它的尾声——1998年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并向燃煤污染宣战。
“战争”延续了20年。到去年，北京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为6微克/立方米，相较20年前，降幅高达95%。
矿上的工友相继离开，老旧平房院里的煤棚拆掉了，锅炉房不再烧煤。环保执法队员“登高查烟囱”的频次减少，更优的技术和能源成为了煤的替身。
煤炭，逐渐淡出我们的取暖记忆。
千年采煤史即将结束
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门头沟山体岩石裸露甚至山体被挖空。进入新时代后，门头沟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新功能定位，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500多家非煤矿山、砂石厂。
“不恐惧，也没时间恐惧。”
安二同每次都会给出这样的答案。39年前，他第一次在门头沟木城涧煤矿下井。穿上井下靴子、工服，戴着安全帽，感觉井下挺宽敞。没有“路灯”照明，一人一个头灯，只能看清眼前那“一亩地”。
虽然矿井内漆黑一片，但他很自豪，“到矿上当工人了”。
木城涧曾是京西最大的煤矿，1952年建矿投产，年产能最高时达170万吨，职工最多时达7400多人，建矿以来，已为国家贡献了煤炭资源7000余万吨。
北京采煤素有“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之说。西部的门头沟，曾是中国五大无烟煤产地之一，以煤炭为核心的矿业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安二同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1980年，他26岁，来到木城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
矿上实行早、中、晚三班倒工作制，半个月一轮换，在井下一待就是8小时。矿上远，在井下也不能随时上来，大家都自带“班中餐”。“我们喜欢带点儿火烧和馒头，一般是好拿不会洒的食物。”安二同回忆起旧时，大家虽然拿定额工资，但积极性都很高，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那会儿，一个馒头4分钱，一天的工钱是“2384”：2块3毛8分4。
井下很“热闹”，大伙儿各司其职，掘进、回采、运料、装车，还有专门的安全员。8个小时一晃而过，大家都满腔热血，黑黝黝的脸上总挂着笑，不觉得累。
从井下上来，回到地面那一瞬，安二同总会跟自己说一句，平安回来了。这一干就是30年。
10年前，安二同开始退休生活。
1960年到2007年，门头沟地方原煤生产量在北京市煤炭终端消费量中平均占比63.5%。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山体岩石裸露甚至山体被挖空，门头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随着首都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定位的战略性调整，门头沟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新功能定位。
一场告别矿井、修复生态环境的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
去年底，木城涧煤矿关停，彻底成为记忆。荒芜低沉的矿区让安二同倍感失落。“以前一大清早矿区里车水马龙，如今没有人烟，很不舍。”木城涧成就了安二同，这“沉淀亿万年的乌金”，承载着矿工们的青春。
至今，门头沟区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500多家非煤矿山、砂石厂。门头沟最后一家国有煤矿大台矿也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关停，这意味着京西甚至整个北京将彻底告别自辽代至今上千年的采煤史。
再也不用“囤煤过冬”
2003年至2013年，北京持续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老旧平房“煤改电”。“煤改电”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降低取暖成本。虽然电比煤贵，算上政府补贴，还是有实惠。
有了蜂窝煤和土暖气，就有了整个冬天。煤从矿井里出来，一部分被送到各个煤站加工，再走进千家万户。
煤粉和上水，用蜂窝煤机一按压，一个外圈8孔、内圈4孔的蜂窝煤就做好了。
生火时也有讲究，先用废纸把劈柴引燃，再用火钳把煤夹到炉子里。一开始总烟熏火燎的，慢慢煤变得红火，亮堂的炉子总让人满足快乐。
炉子生好火，放上一壶水，整个屋子变得暖和又湿润。
8月下旬的一天，北京有了初秋的模样。90岁的郭奶奶，站在院子口晒太阳、剥洋葱。
她家住在东城区东厅胡同，大约3年前，东厅胡同启动煤改电。
郭奶奶手指着一处空地说，瞧，那儿以前是煤棚。每年9月，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囤煤过冬。郭奶奶家一个冬天要烧500块煤，她感觉很麻烦，“每天早起先用劈好的柴笼火，还要不停换煤，火不能灭。现在就一个开关，冷了就开，方便多了。”
煤棚“旧址”现在空荡荡，旁边绿植正盎然。除了更便利，郭奶奶觉得，煤改电后，煤渣没了，环境干净不少。
干净，也是谢蓓的感受。
她住在西城白纸坊清芷园社区，家里有5间屋子。2013年，这片儿启动煤改电。
往年冬天烧煤，一年下来得用6车，每车400块煤。
“还不能一次上齐，没地儿囤。”谢蓓说，以前为了存放蜂窝煤备用，家家户户屋外都有简易煤棚，一般用砖头简易砌一个，四四方方类似于小杂物间。“以前从来不敢在院子里晾衣服，太脏了。”谢蓓仿佛又闻到了当年刺鼻的煤烟味。
她笑言自己不会烧炉子，结婚之前是父母帮忙烧，婚后，这活儿轮到了爱人。环境也让人头疼。家家户户烧着炉子，整条街都乌烟瘴气的，地上遍地煤渣。
用电取暖后，一个冬天下来，花费跟之前差不多，大概4000元左右。虽然电比煤贵，算上政府补贴，还是实惠了不少。
2003年至2013年，北京一直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的老旧平房“煤改电”。按照政策，“煤改电”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即调低低谷电价，降低居民用电取暖成本。
除了在夜间取暖时享受较低价格，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2013年后，农村地区启动煤改清洁能源。
换言之，北京民用散煤的治理，是把核心区的经验，逐步往外辐射推广的过程。其间，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大家渐渐改变生活习惯，为环境改善出力。
燃煤发电成为历史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知春里锅炉房和中关村知春分校紧挨着，像一对“难兄难弟”，共生共存。
锅炉房给周边45万平方米供暖，有3台20蒸吨的锅炉。往年一个供暖季需要用八九千吨煤。
煤就放在室外，虽有苫盖措施，囤煤和锅炉上煤的时候，总得掀开，尤其每天上煤到煤仓，需要三四个小时。风一刮，黑尘满天。知春分校新闻发言人肖文记得，锅炉紧挨着学校办公室。不光是采暖季，囤煤的时候也很脏，起风时最严重，窗台上、桌子上一层黑，平时都不敢开窗。
“2013年煤改气后，学校是直接受益者。”肖文说，锅炉房不烧煤了，全部换成清洁能源天然气。以前的煤堆消失不见，黑乎乎的窗台成为记忆。以前虽有影响，不过跟锅炉房关系一直不错，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锅炉房马站长如今还从事供热工作，煤改气后他轻松不少，“如果天儿不好，再没人怪到我们身上了。”煤改气虽然提高了能源成本，但政府有补贴，工作环境也好了，马站长挺开心，以前工服一会儿就黑不溜秋的，锅炉房里全是灰。
长期以来，我国保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过80%的煤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造成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除了家家户户的民用散煤治理，燃煤电厂和各类锅炉，是北京燃煤源污染控制的两大抓手。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煤改气的路途中，少不了企业参与。
2017年，燕京啤酒厂180蒸吨锅炉全部完成煤改气改造，告别燃煤。
赵伟算了笔账，煤改气后，每年运行成本增加8000万元。他是北京燕京啤酒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装备部部长，长期分管环保。“作为国企，要承担社会责任，作好表率。”近年来赵伟发现，企业应急生产的次数少了，证明天越来越好了，“我们要留一点蓝天碧水给下一代。”
有了清洁能源还不够。最近他们正在评估，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发挥最好的效果，从而进一步降低排放。
实际上，这种末端治理手段，起初广泛运用于电厂。
煤改气前，北京地区电厂以除尘、脱硫等改造为主。2010年，北京启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设，2015年，四大中心陆续投入使用，2014至2017三年间，北京削减燃煤量约850万吨，并彻底结束了燃煤发电历史。
跟煤烟型污染作战20年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也会有资金补助，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以往每年采暖季前几天，晏向阳都跟队友选个高楼登高瞭望，看哪儿有烟囱冒黑烟。他曾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登高会带上倍数较大的望远镜，哪儿黑烟直冒就赶紧找人去查。”1998年开始，环保部门每年都派人登高查黑烟囱，直到后来北京推广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后，登高频次才逐渐减少。
“登高”颇有仪式感。几年前，每年采暖季首日，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各区相关负责人也会登上中央电视塔，查看有没有烟囱冒黑烟。
这也是告诉人们，采暖季来了，该上的清洁设备得上，不要有侥幸心理。
“一开始真有冒黑烟的，后来就越来越少了。”除了登高瞭望，2013年开始的“零点行动”也让晏向阳记忆犹新。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冬天取暖，晚上负荷最重，加上夜里容易疏于监管、偷工减料，是检测企业是否超标排放的重点时段。
那会儿总是环保监察人员加上监测人员一起，深夜12点出去，快天亮了回来，大家都冻得够呛。
偶尔还遇到棘手情况，企业大门老有狗大叫，有时候企业不配合连大门也进不去，需要反复协调。还有的企业“临时抱佛脚”，看到检查的来了赶紧上设备加材料（往碱池里加碱），不过为时已晚。
晏向阳说，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政府会有资金补助，“胡萝卜”和“大棒”相结合。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1998年开始治理燃煤污染至今，北京跟煤烟型污染持续作战了20年。20年，是7300多个日夜的久久为功。除了政策保障，还有一帮人为政策落实保驾护航。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张中平也是北京治煤的亲历者。
“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改造的先例供我们参考，只能边干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张中平说，多年来压减燃煤，每一个政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酝酿和协调。
计划怎么定、每年要改多少、能改多少？需要经过大量评估调研，这些跟气源、电力设施以及当前相应的配套保障密切相关。然后，看大家愿不愿意改，如果不愿意，是否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比如资金不足，或者施工条件困难等。
最终，还要看改后的效果，大气污染治理到底有没有实现减排。
“只要定下来目标，气源过不去，我们帮你找，路过不去，我们帮你想办法。”大到资金鼓励政策、小到工程节点，每一次进展，都是多个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张中平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现场，开过多少个协调会。“每天去两三个现场，一年下来要跑上千次。”
最难的莫过于燃气管道的铺设，路由选址尤其艰难。有的管道要穿河流、穿公园，需要得到相关部门审批，有的在山区，管道根本上不去。
一个变化让大家欣喜。
以前推广清洁能源改造的时候总有不理解的声音，有人问，我祖祖辈辈烧了这么多年煤，凭什么让我改？如今，有人问政府部门，别的地方都煤改电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改？
晏向阳和张中平都认为，这是公众对压减燃煤工作的理解和认可，也说明治理有了成效，给大伙儿带来了幸福感。
“人的转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安二同愿意把人们对燃煤治理的误解，交给时间来解决，“现在大家体会到变化，也不愿意再烧煤了”。
退休后，安二同每天都去矿区转转，跟老工友聊聊天。
“现在天儿多好啊，改对了”。
记者手记
多年来，北京的大气治理伴随不少质疑。
以燃煤治理为例，企业不理解，有抵触情绪。尤其是排放达标的企业，更不理解为何要花更多的钱改成清洁能源。
老百姓对煤有感情，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很难改变。加上用电的成本高，更不愿意参与治理。
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北京治理燃煤的历程，可以说非常“不容易”，措施也“超常规”。
起初法律法规、标准以及经济鼓励政策等都不完善，只能呼吁大家主动参与。
2012至2013年，雾霾空前爆发，空气质量指数动不动就“爆表”，PM2.5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主要污染物，成为众矢之的。
人们谈PM2.5“色变”，开始变得恐慌。2013年，北京向PM2.5宣战，出台了史上力度最大的法规标准和减排措施，经济鼓励和严格执法相结合治理燃煤污染。可以说，2013年后，尤其是第一个清洁空气五年计划期间，北京一直以超常规手段治理大气，5年干了10年的活儿。
人们开始理解，环保并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儿，需要多部门协同。大气治理也不是北京自己的事儿，需要区域协作。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从自我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
北京目前还剩下多少煤？一部分在远郊山区，属于民用散煤，大概200万吨，将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改清洁能源。
其次，北京水泥厂和琉璃河水泥厂，因为涉及危废和飞灰处理，这两处还在使用燃煤。燕山石化有一台燃煤锅炉，计划今年底淘汰。另外还有停机备用的华能燃煤机组，其余基本都清理掉了。
不过，目前剩余的这部分燃煤主要是保障城市的基本运行，减排空间有限。
过去多年，燃煤作为主要能源，给城市带来飞速发展，也付出不少环境代价。
如今，是时候让你我的城市焕然一新了。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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