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广强:讲述麦积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的故事
□本报记者洪波胡晓宜
“现在回想我编这个书,还得追溯到二三十年前,那时我还年轻,喜欢听故事,尤其是对文物修复过程中发生的事特别感兴趣,像这个东西是谁谁修复的,具体怎么完成的,修复过程中他们几个吵架了,因为意见不统一还产生了工作纠纷等等。”
“当时,尤其是在吃饭等一些场合,不少老同志一激动就会说好多以前的事、以前的人。他们很怀念曾经在麦积山所做过的一些努力,也希望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能被历史记录下来。但现实却是,因为缺少记录,这些故事只能留存在每个人的记忆中,甚至于散落在各个角落。那时我就想,如果能号召老同志把以前的事情回忆一下,然后再记录下来就好了。”
……
日前,到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采访,一聊起编辑《麦积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的事情,数字中心主任、副研究员董广强顿时打开了话匣子。
自从1994年从新疆退伍正式到研究所上班,25年间,董广强几乎干遍了麦积山所有的部门,这也让他对麦积山的了解更加宽泛。刚来那会儿,研究所每年都会出《年报》,而内容也多是反映当年工作。参与其中,董广强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不能忘记,人也不能忘记。”
“我觉得文物修复过程中人特别重要,但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历史创造最终的结果,却把中间好多的过程及波折给忽略了。尤其是当修复中年轻人突破性地采取一些修复方法,而比较保守的老一辈修复者又不同意,甚至于特别严厉地批评年轻人。如果能通过这许多的细节,讲述文物保护背后的故事,则要比你对着结果程式化地表述更能打动人,更能体现普通人的情感。”为此,董广强开始慢慢有意识向这方面靠拢。
一开始董广强并没有想太多,他只是通过采访、搜集老照片等,把自己所在部门保护室工作中某些方面的事情,零零散散记录下来。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触动他去做更多记录方面的事情。
“我们以前修复方面很好的一个老同志叫柳太吉,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在麦积山搞修复工作,称得上是麦积山的‘活地图’,不论你说个麦积山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很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董广强说,原来只要想了解麦积山哪方面的事情,大家都会说找柳老师去就能说清楚,但这些留存于柳老师记忆中的事情,随着他去世就再没人知道了,真是特别遗憾的事情。
眼下,董广强虽算不上麦积山的“活字典”,但因为一直以来留心记录,加之这些年编书的经历,让他对麦积山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更多了解,尤其是一些框架式的东西。
“编写《麦积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也算是一个因缘,当时所里计划着要将麦积山文物保护工作的七十年记录下来,把以前文物修复的过程、历程反映出来。毕竟之前的修复,完成了也就结束了,包括我们的东、西崖大佛,那么浩大的工程,却仅存留在修复者的记忆里。可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从七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也就四十年的历史,所以不能只写保护,诸如发端时开始的工作、美术工作等都应该写入其中。最后就分成了两本书,一本是《文物工作七十年》,另一本是《麦积山保护故事》,而我则承担了《文物工作七十年》的编辑工作。”董广强告诉记者,最初只是想着把老同志记忆中的东西留存下来,诸如大佛是哪年修复的,都有谁参与,前后经历了哪些事情,虽然书中并未提到具体某一个人,但却能让后来的年轻人了解以前的一些事情,“这个很重要,现在对于七十年的事情还有人能说清楚,可等再过几年,一些老同志不在了,前三十或四十年的事情就没人知道了。”
由于编书之前,董广强脑子里一直徘徊着与之相关的概念,所以他很想做这个事,但从立项到写书,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很多困难,诸如七八十年代的资料非常欠缺,只能到与之相关的各个单位去采集,而搜集照片就困难更大。但无论如何,董广强始终觉得,这件事对单位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对他自己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从编书到定稿,差不多一年半时间,等到出版就差不多两年了。我是1969年生的,当时编写《文物工作七十年》时48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编写资料,不仅消耗体力,对视力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我眼花也是在写书过程中落下的。”董广强说,编书过程中有的人认为七十年应是框架式的越简单越好,但落实过程中,很多人又都想着把自己的发言、论文等列入其中,有的还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去。“我非常能理解他们对麦积山的感情,当时大家都把这本书看得很神圣。”
“虽然编辑过程辛苦,尤其是定稿之后,需要将部分资料再删减掉时,感觉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样,是一件让人心里特别难受的事情。毕竟很多资料来的太不容易。不过好在《文物工作七十年》最终把麦积山文物工作方方面面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了,而且内容也不算太繁杂,也算是为麦积山留下了一些资料,更为曾经付出的人们留下了一点记忆。”采访结束时,董广强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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