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具硬派知识与趣味故事 知 宋（11）
□吴钩
我们并不排除庆历年间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背后有着党争的暗流。不过,单纯一个党争的视角也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比如最早揭发滕宗谅“枉费公用钱”一事的郑戬,并不完全反对新政,力主从重治罪滕宗谅的杜衍,更是新政的领袖之一；要求严厉惩处苏舜钦、王益柔的谏官张方平,实际上也是一位赞同改革的官员,他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跟范仲淹相合。
那么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是不是出于私人关系的官场倾轧呢?苏舜钦本人是这么理解的,他在一封写给文彦博的书信上提到,“始者,御史府(指王拱辰)与杜少师(杜衍)、范南阳(范仲淹)有语言之隙,其势相轧,内不自平,遂煽造诡说,上惑天听”。但苏舜钦这么说,恐怕是想将自己塑造成官场倾轧的牺牲品,间接为自己的公款吃喝开脱。
苏舜钦、滕宗谅之被台谏官严厉弹奏,应该跟私人恩怨关系不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个检举滕宗谅的郑戬,与极力保护滕宗谅的范仲淹,是一对连襟(都是李昌龄的女婿),也一直保持着友谊；严词弹劾滕宗谅与苏舜钦的王拱辰,与对滕宗谅与苏舜钦十分同情的欧阳修,也是一对连襟(都是薛奎的女婿),又是同门、同年,王拱辰中状元后致皇帝的谢表,还是欧阳修代写的。显然,围绕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展开的意见分歧,跟私人关系并无明显的关联。甚至王拱辰本人还是苏舜钦的举主,最先举荐苏舜钦充馆职,我们看不出王拱辰对苏舜钦有什么私怨。
像郑戬与范仲淹、王拱辰与欧阳修这类私人关系密切、公共立场各异的情况,放在北宋历史中,其实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构成了一道特别的政治风景。
比如富弼,是晏殊女婿,但在庆历党争中,富弼站在新政派一边,晏殊则颇维护保守派领袖吕夷简,富弼一次当着仁宗面大骂老丈人:“晏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还有欧阳修,他第一位妻子胥氏(新婚未久便病逝了)的父亲胥偃,为纠察在京刑狱司的长官,曾经“数纠(范)仲淹立异不循法”,而欧阳修却是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为此与岳父胥偃颇合不来。
宋神宗熙宁元丰变法之时,吴充与王安石是姻亲,但吴充并不支持王安石的新法；文彦博与蔡确也是亲家,蔡确为变法阵营之中坚,文彦博却反对新法,“极论市易司监卖果实,损国体,敛民怨”；蔡确与冯京也有姻亲关系,但冯京却是新法的反对者,曾上疏万言,批驳王安石变法；韩绛与韩维是兄弟,韩绛支持王安石变法,韩维却反对；曾巩与曾布也是兄弟,曾巩对变法颇多异议,曾布却是新党的一员骁将；吕公弼、吕公著兄弟都不满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的侄子吕嘉问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提举京师的市易务；还有,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也反对兄长主持的变法,“常非其兄所为”,神宗曾问他,你兄长秉政,外间物论如何?王安国实话实说:“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王安石是新党领袖,司马光是旧党领袖,俩人政见几乎完全对立,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但私下大家还是好朋友。神宗朝老臣赵抃与范镇有私怨,但两人却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同盟。
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政治立场是政治立场,私归私,公归公,宋人似乎分得很清楚。私谊不影响公事,公事也不影响私谊。
说回公用钱案与进奏院案。我觉得,与其说,台谏官坚执弹劾滕宗谅与苏舜钦是出于朋党斗争与个人恩怨,不如说,那是宋仁宗时代台谏官的惯常作风。在仁宗朝,台谏官轮番攻击政府官员,实在是稀松寻常的事情,朝廷“一事过举,(台谏)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纵有忤旨,不过薄责,旋即超升”。因而,宋人说,“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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