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大山少女逃离记
文 | 驿尘
14岁的玲玲决定逃离自己的家。
或者准确一点来说，逃离来自酗酒父亲无休止的殴打，以及永远不知下顿饭在哪里的生活。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她的童年只有一个主题——逆来顺受。手臂粗细的柴禾、锄头的把手、火炉上滚烫的铁架，都可能毫无征兆地落在这个云南女孩的身上。
身体一天天长大，肩膀承受的重量也在不断加码，先是家务活，再来是体力活，后来，这个读到小学一年级就被迫辍学的女孩，成了家里谋生的工具。至少，在父亲眼里，女儿和墙角那些镰刀锄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家早已碎了一地。母亲和哥哥分别在玲玲七岁和十岁时离家出走，两人都常年经受着一家之主酒后的暴力宣泄。
只剩玲玲在遗留的残渣里求生，她恨过不辞而别的母亲，也为抛下自己的哥哥红过眼睛，当又一次深夜突然被父亲一把抓起头发，再重重砸向地面时，这个少女想到了死。血混进了眼泪，一起流进土里，女孩恨自己弱小与无能。只有她，只有她还活在这里。
玲玲的故事和她藏在普洱市镇沅县里崴乡深山里的家一样，偏僻、难行、少有人知，从不是镁光灯愿意聚焦的地方。玲玲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经历家暴的大山少女，这个数字无法统计，性别和年龄带来的弱势像一幅手铐，嵌进她们的皮肉和生命，将少女和原生家庭牢牢拷紧。
但总有人试图挣脱，比如，在11年前的一个深夜，14岁的玲玲揣着12元，在草丛里捱过蚊虫和寒冷。天蒙蒙亮，她跳上了路过的小货车。
她逃了。
玲玲，受访者供图
一
玲玲的家掩映在大山深处，木屋破破旧旧的。大多数时候，哭声会在深夜响起。
长发被酒醉归来的父亲扯住，然后一脚踩住，顺手的碾米机皮带向身体招呼了过去，被吓醒的玲玲被父亲死死踩在脚下，一边哭一边大叫。父亲打完了走向堂屋，混合着腥臭酒气的声音飘了过来：
“死没死？没死就起来做饭。”
那是玲玲童年的梦魇。她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身体近乎本能地记住了这份恐惧，只要听到父亲的声音，无论远近，她的脚都会发抖。
母亲还未离开前，那些拳头还离玲玲很远。家里日子苦，没米没油是常事，一家人的日子虽然紧巴巴但也过得下去。
直到父亲开始酗酒。母亲首当其冲，为一块儿肉是煮还是炸会挨打，做饭晚了也会挨打，最严重的一次，母亲的耳朵鼻子都被打出血，瘫在地上不能翻身，兄妹俩抱着母亲大哭，哥哥冲上去扑住父亲，却被对方一把掐住脖子，用力一甩，咚，哥哥被砸向地面。
玲玲哭着跑出门，也不知道要喊谁，村民看见这个满脸泪水的小姑娘都在摇头。到了学校，老师也瞧见了她的眼泪，可听完玲玲的哭诉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妈妈抱着衣服走了，没有话留给兄妹俩。
“他们都说我爸被鬼缠身了。”逐渐长大的玲玲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发生的一切。
拳头找上了同样年幼的哥哥。哥哥已经有了反抗意识，他常常怒吼酗酒的父亲，但换来的是被拴在床边、用桃核一下接一下地戳向耳朵。
哥哥的耳朵被扎通了。流了满脖子的血和惨叫声，也永远留在了玲玲童年的记忆里。
“我们兄妹俩要不是命大，都死了。”她说。
11岁的哥哥试图带着妹妹一起离开。他背着玲玲，在镇上捡饮料瓶卖钱，这个小男孩想好了，攒够了钱，就带妹妹离开。可这个方式来钱太慢了，兄妹俩又去撬山里的笋子，垒好一箩筐就拿到街上售卖。
街上熟人看到了，顺便告诉了父亲，这个计划最终破产。气冲冲赶来的父亲一手抓一个，兄妹俩的头发被攥在父亲手里，一路提回了家。然后，是重复的暴打。
打人的地方也不局限在家里了。门口、路上、任何地方，暴虐会随时袭来，玲玲开始讨厌自己，她发现自己除了哭什么也不会。她眼巴巴地盯着路过的村民，渴求有一个声音冒出来，能停止一场又一场莫名其妙又痛苦难捱的殴打。
人纷纷走过，飘来各色眼神，那个声音最终没有到来。哥哥也悄悄离开了，玲玲成了被剩下的那个。
尽管被视作鬼缠身，但父亲依然和村里的男人混在一起喝酒。每次喝酒都必发酒疯，最后被玲玲拖回家。水沟、马路、稻田边，都可能是父亲昏睡或撒泼的地方。当肩膀一点点变宽阔、拖动父亲越来越得心应手时，玲玲却始终被一件事困扰，“他们是可怜他才给他酒，还是就想看他喝酒出丑啊？”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父亲整日酗酒，填饱肚子成了玲玲的头等大事。早已辍学回家的她在村里游荡，摘果子、也捡路边吃剩的水果，运气不好的时候，她发现泥巴路上的一片橘子皮也会送进嘴里，反复咀嚼，再咽下。毕竟，“是甜的”。
后来，她去偷坟头祭拜的食物，一把抓起饼子和水果，跑好远，再狼吞虎咽吃进肚子。可是吃着吃着，又哭了。
为了逃脱父亲的毒打，她开始夜里的“逃亡”。父亲喝酒去了，门被从外锁住，她就翻出窗户，芭蕉林、树林都当过这个少女的睡床。碰上下雨，她就跑到邻居家的猪圈，那里有树叶和稻草铺成的干草堆，也有能挡雨的瓦片。只是，天气太冷，玲玲只能蜷缩起来，一边闻着臭味，一边抖动逐渐发僵的身体。
当天灰蒙蒙亮起时，再翻回家里。这是不到10岁的玲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事实上，除了把听觉“练”得更灵敏一些，好摸准父亲回来的时间，除此之外，她做不了什么。
“不敢去人家（家里），人家也不敢让我睡，因为怕我爸爸去吵。”玲玲早已认命，自己也不会拥有朋友。“大人不准小孩子跟我一起玩。”她自嘲地笑了，自己又脏又臭还不上学，“可能害怕我教坏别人吧，可以理解的。”
二
玲玲的童年提前结束了。
她试图去理解，为什么邻居和亲戚家里有食物却不愿给自己“吃一点点”，也要消化身为一个大山里的女孩意味着什么——她对于父亲而言，是可以任打任骂还要拼命干活的“工具”，而对要逃亡的母亲和哥哥来讲，她也许是一个累赘。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呢？”当无数个日子变成拳头、不间歇地砸在少女身上时，她决定吃药自杀。
真到那一步时，玲玲又舍不得死了。“要是死掉，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隐匿在被殴打的生活里，她也有少女最鲜活明亮的快乐。上山采茶叶和蘑菇时，没人愿意和她一块儿，她就一个人一边采一边唱歌，歌词和调子都是她现编的，“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哼哼”，一会儿“嗯嗯嗯”，可就像“有伴儿了一样”，会让她觉得不再孤独。
生活似乎听到了少女的恳求，父亲在亲戚的劝诫下断了酒。那段日子，父女俩一起上山挖树烧碳，父亲把树砍成几段，放进农村的土洞里烧，玲玲帮着装窑出窑。顺利的话，半个月就能烧出几百块的碳。父女俩一起上街卖碳，玲玲还记得，一袋碳足足有六十斤，跟当时的自己差不多高，背起来她脸涨得通红，但却“幸福”得很。
不喝酒的父亲很疼爱玲玲，她能拿到五六毛的零用钱，这个钱能买一支冰棒。回家后，父亲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女儿吃饱。
只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半年。一天，窑洞里的碳还在烧，上街卖碳的父亲却始终没有回来。玲玲从天亮等到天黑，最后只等到了父亲醉酒闹事的消息。
洞里的火越燃越大，到了出碳的时候了。玲玲不甘心，她要自己出窑，可没有经验，一把火着起来，她死命地挖土扑火也没用，挖碳的工具被火吞噬，连同新生活一道燃尽了。
玲玲对这个家彻底死心了。她决定积蓄力量逃亡，或者说，寻找自由。
头几次，她都没有成功。终于，14岁的一天，她在父亲酒醉后跑出木屋，村里一个孤寡老人暂时收留了她。那个奶奶心疼脚上穿着破了洞的鞋、脚趾都露出来的玲玲，给了她几双鞋和十二块钱。天快亮时，玲玲跳上了开往集市的货车。然后，转车去了姨妈家，拿上姨妈给的布鞋，再次转车，最终抵达普洱兰花市场。
那是玲玲梦寐以求的外面的世界，自由的世界。代价则是，在十四岁的年纪她要面对一些从未想过的局面。比如，刚刚下车，瘦小的玲玲被一群男人团团围住，有人拉拉扯扯的，有人取笑她“没穿小衣服”，还有人用露骨的眼神盯着她，“小姑娘发育了啊”。
“太恐怖了。”玲玲害怕，她蹲下身，抱着自己的头，大哭，连抬头的勇气也没有。
附近的小卖铺老板替她解了围，玲玲找到了5元一晚的“宿舍”，一张床睡七八个人，臭烘烘的，不过睡得“踏实”。后来，她找到了洗碗工的工作，一个月工资250元。
生活似乎开始朝着正轨运行。但夜深人静的时刻，会轻易戳破这种表面的和平。玲玲总做噩梦，梦里，父亲提着菜刀要来杀她。睡不着了，她就去垃圾堆里翻找还能用的衣服、鞋子、包包，对身无分文的她来说，这些东西“洗洗还能用”。
被人发现在捡垃圾，对方瞪大眼睛，想不通一个花季少女为啥要翻垃圾。玲玲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对方，因为，这是她生活的日常。
过去生活的烙印已经不经意改变了这个女孩。她害怕男人，只敢和女生讲话，也不敢交朋友，淋点雨就会发烧生病，去广场上看人跳广场舞时，她只会躲得远远的，默默地看，嘴巴也跟着发出蚊子一般的嗡嗡声。可当人惹怒她时，她会瞬间变成“暴脾气”，撒泼怒骂都有，但骂完没多久，她又后悔了。
意外的是，一次她在广场偶遇了十余年没见的母亲。没有眼泪也没有笑容，玲玲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可能是离开太久了吧”。她走过去，喊了一声“妈”，然后，是漫长的沉默。
三
和母亲重逢后，她换了工作，在酒店打扫过卫生，也在厂里粘过板子，几乎每份招工启事都会强调“吃苦耐劳”，玲玲后来看到都想笑，“铺铺床、打扫厕所和房间而已，这算啥吃苦耐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对比幼时的自己，那时候，下着大雨自己也会被醉酒的父亲赶去山上挖菌子。
外出打工三年后，村里打来电话，“你爸爸吐血快不行了。”玲玲和母亲一起赶回老家，但母亲走到门口便再也不愿往里走了，无奈，她独自将爸爸送去医院，又付了医药费。
父亲出院后，她拥有了平等对话的权力。她已经长大了，也挣钱了，父亲扔来的长凳子可以轻易躲掉。最后看了看破败而酒气熏人的家，玲玲离开了。
没多久，父亲再次病发，这次甚至没能撑到玲玲赶回来。父亲走后，一场大雨将老家那个木屋冲塌了。没人回去收拾，家具、工具、童年的照片都被雨水冲刷带走。
玲玲还会做噩梦，梦见父亲让自己去做饭，语气很凶；但也偶尔会想起童年和父亲一起烧碳的日子，父女聊天打闹嘻嘻哈哈；还会突然记起吃在嘴里的冰棍、猪大肠和猪血的味道。那是童年为数不多愉快的时光，却悉数与父亲有关。
玲玲跟着母亲去了茶山打工，也和哥哥重新取得了联系。在新的寨子，她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寨子里的年轻人都在玩快手，玲玲觉得好奇，也开了账号（快手号：xy532724）。她爱看那些搞笑的段子，也看讲个人奋斗、打拼不易和孝敬父母的内容，看着看着就心动了，自己也开始了拍摄，挖茶、背玉米、抓鱼都被浓缩进了几十秒到一分多种的短视频里。
粉丝滚滚而来，留言在直播间不断向上浮动，如浪一般。她觉得神奇。“这是上电视了吗？我这种人也值得被其他人看到吗？”她不自信，可粉丝喜欢这个瘦弱倔强的女孩，虽然常常有人骂她作秀，可也有人夸她“真实”，还有人听完她的故事后“忍不住一起哭”。
记忆也被激活了。她想起了幼年边采茶叶边唱歌的经历，那些歌声又一次唱出，从5.5英寸的屏幕辐射开来，从24岁的玲玲几乎从未离开过的普洱山区蔓延出去，玲玲的声音很大，脸上都是笑容，“我是云南一枝花，来自云南山咔咔。”“咔咔”是方言里交通不便的地方。
去年一年，她的粉丝突破到了六位数。她靠直播挣来的钱，为家门口一百多米的土路请来工人铲地、铺沙。这条一下雨就泥泞难行的路从此铺上水泥，母亲下山卖茶叶也方便许多。
村里有一户人家，家里贫困，母亲又得了重病，小孩子常年吃不饱穿得也脏兮兮的，寨子里的人都嫌弃这个小男孩，就玲玲爱叫孩子去自己家，还给他做吃的买零食。
这个孩子的身影和当年的自己一点点重合了。“他其实一点也不脏，也不是坏人，洗一洗，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孩子。”这句话她说给那个小男孩，也想说给童年的自己。
母亲也是嫌弃小男孩的一员。每次看到玲玲把小男孩领回来吃饭总要嘀咕。这是玲玲最伤心的时候，很多次她都想提醒母亲，眼前的这个小男孩和十几年前的自己，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她试着找过母亲聊过去的事，可话没说两句，母亲的抱怨就来了。
“那是你爹不好，要不然我为什么跑掉？”
“我被你爹打了多少次？我没有被打过吗？只有你委屈？”
沉默，谈话戛然而止。
玲玲哭了，“我只是想知道，她会不会有一点点愧疚，会不会心疼我？”
在这个新“家”，童年的经历像是被橡皮轻轻擦掉了。哥哥也是不愿意谈及的，玲玲有时候想解开幼年那些委屈和痛苦，哥哥的回应只有一句，“伤心事懒得提，以前的东西不要再说了”。
其实玲玲都明白，哥哥和自己一样，睡过猪圈，也在路边捡过垃圾吃，只是哥哥大了，还入赘结了婚，这些事情总归“是不光彩的”。
这些隐秘心事唯一的出口是短视频。来自原生家庭的伤痛也许至今未能远离她，但她找到了寻找微光的办法。她不同于热衷开直播赚钱的主播，几乎每天这个姑娘都要开两三次直播，白天干农活的间隙她播，带老铁看风景卖特产；做完农活的晚上她也播，讲讲故事聊聊天，也会唱歌。心事就这么夹杂在山歌和唠嗑里，不经意地倾泻而出。
“不播好像什么事情没做一样。”玲玲说，自己也不愿做一个专职主播，她不喜欢一天到晚对着手机，像现在这样，挖挖地，看看远方，干干活，再跟屏幕那头的粉丝聊聊天，“就挺好的”。
粉丝在她心中的地位很高。不是因为这群人可以为她打赏，而是私信里，很多人把这个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女生当作“小妹妹”，教她怎么拍视频，告诉她要改改脾气，也跟她讲如何说话沟通。“小的时候很少有人这样教我。是他们一直提醒我，我才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关于未来，她也有很多设想。比如好好拍短视频，挣更多钱，“打拼自己的事业”。她把开直播卖货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再过一两年，她会结婚，会生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好好地教育他（她）”。
最近，有人被玲玲的故事感动，专门为这个女孩写了一首歌。这首歌一度还登上了音乐平台的热搜榜。
歌词里都是她过往的经历：“……在深山里扛着腐木是存活的工具，与大山河水为伴就在破旧的小木屋里。她有个酗酒的父亲总是喝的烂醉拿女人出气，拳头打下来她长长的辫子被攥在手里如果生命必然要承受痛彻骨髓的打击，到底如何才能逃离梦魇笼罩的深山树林……”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这里，她的人生第一次在屏幕里出现转机，不是戏子，她曾经说过要呈现真实，没想过她的人生因此而增值。希望通过努力家庭能够不再有争执，但也因为随之而来的焦虑睡得不踏实。生活继续走，破裂的伤口依然还会有，自卑的苦痛仍在膨胀的热气中弥留，手中5.5英寸的电子窗口，带着蜂拥人群的热气，也有冷漠舆论的匕首。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十一年前那次出走，她告诉我她还会选择离开不会回头，纵使随着成名而来的烦恼，来来去去没停留，但能让世界看到存在，就已足够……”
歌词收到后，很多字玲玲不认识，就让母亲念给她听。念着念着，玲玲哭了起来，后来，母亲的声音也开始颤抖。最后，母女俩默默地对视，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未来还很长，还要经过漫长的黑暗隧道，但玲玲很确信，眼前这一点点微弱的光芒，已经给了她前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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