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拘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立法技术性平衡尤为重要

近日，全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会召开，会议提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今年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修订草案拟将行政拘留年龄从十六周岁降至十四周岁。”对于这条规定的修改，专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6月5日《新京报》)

前段时间，几起标志性的低龄犯罪、未成人犯罪案件，一度引发了轩然大波，乃至直接促成了舆论关于“降低刑责年龄”的公共呼吁。而时至今日，并未有这方面的立法新动向放出，倒是“治安处罚草案拟将行拘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的消息，颇有“曲线呼应”公众诉求的意味。当然了，“行拘年龄”和“刑责年龄”纯属两个概念，“行拘”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最长时限也就是15天。对此进行调整，所面临的压力、所产生的影响，都相对有限且可控。

有必要说明的是，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也就是说，就算刑拘年龄降到了14岁，“到龄”的熊孩子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时也不一定就被行拘。做出这一安排，无疑还是为了体现宽严相济、教育与挽救相结合的原则。这与一些人所理解的，“熊孩子”违法必行拘是有区别的。

“行拘年龄拟从16岁降至14岁”，之于此，网络反馈可谓一片叫好之声；可是，倘若补充上涉未成年人案件“很大部分行拘不予执行”的大背景，不少人或许又会大失所望吧。事实上，降低行拘年龄下限，所产生的威慑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其更多只是针对少数恶劣情形，赋予执法机关更多的操作空间而已——纾解社会情绪、回应“重典治乱”的民众期待是一方面，而延续“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主线则是另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就此做出了技巧性的平衡。

其实，过早、过多地对未成年人执行行政拘留，其效果远不若许多人所想当然的那般“理想”，甚至反倒会适得其反。首先，行拘注定会留下案底，“进去过”之后很可能被交叉感染，而“出来后”又极易被歧视、被排斥，这种种情形都可能激化“熊孩子”的反社会人格与攻击性；再者说，行政拘留本身缺乏针对性且期限短，更多还是着眼于惩罚而非教育，其通常都不能矫正未成年人原本的心理行为偏差……行拘“熊孩子”，快慰归快慰，也得对后果进行理性评估才是。

许多司法专业人士，都对刑拘年龄降至14岁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实际上，相关修订案有关“免除执行”的种种预设安排，已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风险。一个尤其需要厘清的前提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情形，终究与触犯刑法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犯错的未成年人，还是应该以制度化的管束和帮教，来进行感化挽救。而实践一再证明，后续跟踪教育挽救机制，正是目前很多地方所缺少的，但也是防止再犯效果最好的。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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