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胡同中学

1923年，在睿亲王府原址上建立了北平著名中学之一的京师私立大同中学，在之后的屡拆屡改屡建中，王府原貌渐渐荡然无存。首任校长是北大教授谭熙鸿先生，该校实行新式教育，很快就与当时蜚声京城的贝满、育英、汇文等几所中学一同扬名天下。新中国成立后，大同中学被改名为“二十四中”，在北京市的中学排名处于中上游水平。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哲学词汇“一分为二”是很走红的社会学概念，二十四中竟也被一分为二，成为“二十四中学”和“外交部街中学”。再后来呢，外交部街中学又被更名为“一百二十四中学”。新禧千年里，不知又是哪一片云彩飞来，两校又合二为一，回归“大同中学”旧称——真的是，潮起潮落，云卷云飞，往雅了说，这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百二十四中，在“文革”中的“就近分配”命令中，成为我的胡同中学。

我这个北京话中的“小丫头片子”，居然就在外交部街中学里厮混了两年半时光。那是最宝贵的冰雪聪明的青春年华呀!并非是我主观想“混”，而是被强制地“混”着日子:今天到农村拔麦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明天在学校里脱砖坯，说是苏修要打来了，必须深挖防空洞，便烧出许多许多、许许多多的红砖。只有在初三的上学期，突然传来最新指示“要复课闹革命”，一时，老师们亢奋得腰都挺直了，无需动员，一个个“蠢蠢欲动”，在连课本都没有的荒谬面前，苦口婆心地教我们学会了一些基础英语。

我还被教会了一元一次方程，那是我这辈子最惊艳绽放的与代数拥抱的蜜月期。小学5年级即遭遇“文革”，北京从1966—1968学校关门，我连6年级的功课一点儿也没学，就以“小学毕业”身份被分配进了我的胡同中学。此前那动荡的两年里，我们大院里有一位大医将他的4个孩子关在家里，亲自督学数理化；而我的家长被批斗，整日凄凄惶惶，自顾不暇，我也就“自由化”了两年。这一“复课闹革命”指示来临，我感到自己可就惨了，根本不知道代数为何物？张老师嘴里的“正数”、“负数”，在我简直是魔法世界的语言，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换了王老师，是位留用的“旧知识分子”，他的课就像是一把一把钥匙，一点一点打开了同学们心中的锈锁，也叫我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快乐。后来学了半学期以后，学校顶着“右倾翻案”的无限大压力，搞了期中语文和数学考试，语文是默写生词，这对于两年来整天以“黑五类子女”身份囚在家里“自由化”看书的我来说太不难了，所以我就成为全班唯一的满分；数学就两道题，难得上了九霄云天，我憋到一节半课的时候，终于用一元一次方程给解出来了，班上另一个女生即那位大医的女儿，用三元一次方程解出，我俩的得数一样，老师证实都做对了！班上一共50来名学生，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做出了那道题。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数学，后来进工厂做工后，还坚持自学完初中三年的6册数学课本，此竟成为我1978年考上大学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生真是步步连环啊！一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放弃对数学的向往，前些时在微信上看到10道数学测试题，还忍不住做了做，结果做出8道，对了6道！我认为数学和语文其实是并蒂莲，在我们看不到的高空中，它们就合二为一，结成一颗自然果。在“上帝”面前，哪儿有那么多无聊的分野……

1970年6月，突然变故又来了，说是由于连年把知识青年都送到广阔天地去了，北京市就严重缺乏劳动力了，就需要把我们七〇届的一半学生提前分配进工厂。于是，我就黯然告别了外交部街中学。之所以“黯然”，是因为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庆幸能进工厂，留在京城里不用上山下乡了；但又不甘心以这么低级别的学历就终结学生时代；第三，心里总还是存有一个上学梦，自小的理想是考上当时北京市排名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然后考北大。现在若去了工厂，万一要是下半年恢复高中了呢？虽然我一直对自己被强行塞进的这所胡同中学耿耿于怀，在老长时间里觉得她“委屈”了我，可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心里还是涌起了“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惆怅。

□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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