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局内人”
□钱欢青
像很多人一样，他之所以考进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系，是因为“父母的强烈建议”，父母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文史专业不好就业。但其实，他也不喜欢历史。仅仅因为不想和很多同学一样把青春浪费在打麻将、泡录像厅上，他坐着公交车去了大连市图书馆，在那里，他读到了戴逸先生的一本书——《乾隆帝及其时代》。和此前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枯燥不同，这本书里的乾隆成了一个有温度的活生生的人，“有雄心、有欲望、有成功、有失败，也有纠结”。不仅如此，通过描述这个性格极其复杂的皇帝，清代历史也被丰富、有趣地呈现了出来。
《乾隆帝及其时代》，和《万历十五年》《草原帝国》等书一起，成为了这个年轻大学生的历史启蒙，以至于多年之后回望，他依然印象深刻：“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感到乘坐过山车式的惊讶。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
这个独自坐着公交车去图书馆看书的大学生，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张宏杰，图书馆改变了他的人生。众所周知，在出版了7本历史类作品后，张宏杰结束了12年的银行职员生涯，进入大学，成为一名专门的历史类作品写作者。后来他又读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历史学博士，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了3年多的博士后，后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至今。
读《历史的局外人》，就是读张宏杰的人生和写作之路，对于每一个企图真诚面对内心追求的人来说，都不无启发。这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游荡”，书中文学部分收录了作者“徒步虎跳峡”“寻根达茂草原”和游览福建土楼的经历，只有一篇《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详细记录了他对文学的追求，不过其实最重要的也是一篇辗转3年才在《钟山》杂志发表的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书中着墨更多的当然是历史部分，张宏杰坦言，他想做到的就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小说的细节毕竟要靠作者有限的生活经验和有限的想象力，因此站在现世的角度观察人性，只能看到
一隅。而历史提供的细节则要丰富传神许多”，“可以说，历史就是上帝所写的一部小说，因此，历史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更震撼人心”。
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作者写戴逸、葛剑雄、秦晖3位顶级历史学者的文章，戴逸正是《乾隆帝及其时代》的作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年近90而为素未谋面的张宏杰的工作奔走，为的只是“为清史研究储备人才”。葛剑雄先生是张宏杰的博士生导师，在张宏杰眼里，葛老师有着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和勤奋精神，而且性格耿直，招的学生五花八门，却从来不招两类人，“官员和商界人士”，所以他带的学生没有从政的，也没有从商的，“大家都在老老实实做学问、做业务”。张宏杰的博士后导师秦晖先生则更有意思，“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一个传奇是结婚当天忘了入洞房，秦晖老师没有这么夸张，也相去不远：照结婚照的当天忘了去照相馆。当时他与金雁老师约好了到上海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他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码事儿，害得金雁老师做好了头、化了妆，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这位博通古今的学者对任何知识都感兴趣，他的知识非常“杂”，“杂”到喜欢“唱国歌”，“能唱出五六十个国家的国歌”！
以一个“历史的局外人”而得窥历史堂奥，得拜学术大家门下，张宏杰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大家的爱才和包容，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宏杰人生追求的笃定探寻，他的众多生动丰富又不乏见识的作品，已然能够证明他有能力“做自己的局内人”。尤为难得的是，他对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有着清晰的反思和认知，在书中，张宏杰引用了王希对未来公共史学发展的理想状态的描述，这段描述，当然也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比较理想的公共史学是这样一种史学：它不是一种完全屈从于官方意志或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史学，不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板着一副说教面孔的史学，也不是一种调侃式的’娱乐史学’，更不是一种牟利式的’消费史学’，它应该鼓励交流与互动，但又允许独立性思考；它引发的历史感受与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但又能产生集体的共鸣；它并不毫无理由地排斥官方或个人叙事，但又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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