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与《周易》的前世今生（二）
张凯飞
2.从《周易》成书的背景看
金景芳教授针对司马迁“文王说”提出两大疑点：一是如按照司马迁所说“盖西伯拘而研《周易》”，“他在狱中，可能整理了大量前人的卜筮资料，形成一些东西，但问题是，在监狱里，他是如何得到编辑书籍用的大量的资料呢？”面对漫无目的的“天道哲学”求索之路，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多。要知道，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中，光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就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海量的资料如何获得？何况《易》更源于天文，如此种种显然文王不具备“作案”条件。换言之，即便文王可以调兵遣将有此条件，文王有此心情吗？一个西伯候，一个方国之君，别离了宫廷百官，别离了江山百姓，别离了家眷子女，生死未卜前途未卜，成为狱卒呵斥衣食不保的阶下囚，睁开眼睛万念扰心，闭上眼睛恶梦滚滚，何来理由专心学问？做学问的驱动力又来自哪儿？学以致用吗？文王宫廷内有专司占卜的官员。
学问之事，尚若有可能为一种爱好，也必然有其爱好的条件，也非始于一时一日。文王姬昌，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拿现代的说法，文王是标准的“官二代”。作为上古的一个王侯，生于钟鸣鼎食之府，玉衣华服，生活优渥，居家佣仆相伴，出则护卫相随。逮至成人即位，国务缠身，上慑于纣王算计，下忧于文武臣将相嫉，外有方国侵扰，内有宫馆俗事相烦，何得心静？史籍记载，周文王后宫拥有“百位佳丽”，子孙近以千计，都需要他操心和安抚，怎么有心思精力去潜心研究枯燥的“天道哲学”《周易》呢？
相比之下，姜太公史料和野史都记载昆仑山修道几十载，固穷安贫，立苍松之志，守日月之心，穷其整个青春华年艰苦探索，寻阴阳之道，觅数术之源，修道攀行达到后来悟道绝学之巅，知遇文王，斩魔除妖，纵横捭阖，摧古拉朽辅助武王除暴安良建立了新的王朝，可称为千古佳话。姜太公的大智大慧无不说明是他遵天地之律，顺百姓之愿，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的结果。这种大智慧不是天生具备的，必有所由起，只有具备伟大的思想，才能有伟大的实践。成就一件大事，必然有其符合逻辑的个人和时代背景，姜太公具备这个背景。
3.从《周易》成书的内容看
从《周易》部分卦爻词内容中，不仅能看出一些内容都是姜太公参与的历史事件，而且隐隐能读出姜太公的生活足迹。例如《周易》第一卦《乾》卦初九曰：“潜龙勿用”。孔子解释道：“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姜太公以龙自喻，他的避纣修道几十载，正是“潜龙”的品德的写照，并强调：道行不高，不能济世，不能擅用，必须等待时机。第二卦《坤》卦云：“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姜太公认为，要想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君子，他的成长历程总是要痴迷而执着地求知，提高自己，等到自己具备栋梁之才的时候，才会得到君主的器用，就像他自己是在（老家今日照）西南方向的磻溪知遇到西伯姬昌一样，也得到了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
国防大学教授姜国柱在其著作《周易与兵法》一书的“前言”中讲到：“《周易》的卦爻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易》中，广泛地记录着周朝的社会生活。”在《周易与兵法》第一章节中说：“《周易》是记录周朝社会生活之作，是为挽救周王室危亡而作。”《周易》中矛盾对立及其转化的观点，则是周王室由盛而衰的忧患意识反映。《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 ， 其 忧 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物咎，此之谓易说也。’”
姜国柱教授认为：“《周易》的诞生年代正是周代由盛而衰时期的产物，是作者忧患意识的反映。”这个时期跟武王暴薨，成王尚幼，周公代政，三监之乱时内忧外患的周王室时代非常吻合。那么，这个忧患的作者是谁呢？自然忧患意识最重、最有使命职责被周武王尊为师尚父的姜太公，因为，姜太公受文王之托，受武王之托辅佐周朝，责任重于泰山。历史正是这样，姜太公接到代政周公“三监”做乱，周朝危若累卵之召时，大义凛然毅然带兵从齐国赶赴前线，制定作战方略，协同周公分而破之，平定“三监之乱”，再次挽救了周朝的江山。《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周灵王下诏给齐灵公时不忘姜太公之大贤大德：“昔伯舅大（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可见，周灵王对其伯舅太公的历史评价是基于历史史实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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