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敲钟人
□李宗健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小学就在村子的西头，我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小学时光，珍藏于心间的那些人和事，与学校的记忆是分不开的。学校的敲钟人，他叫张仁义，大家都喊他“张师傅”。如今30多年过去了，张师傅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脑海里有着深深的印记。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乡村的学校都很简朴，有些是拿当地的庙宇或者大户人家的祠堂改造的。我的学校面积近六亩地，周围是套着空心砖的围墙，上下课和各种活动只有听那洪亮的钟声来召唤。张师傅就是这校园的敲钟人，他50多岁，佝偻着腰，拖着一条腿，脸上过早地镌刻着生存的沧桑，走路很慢很慢的。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铃，全校也只有一个珍稀的广播喇叭，是村里“文革”后的公用物品，经常在响与不响之间。在进学校大门处有一座十多米高、四层砖块和木板筑成的旗楼，教室都是青砖平房，以致旗楼是学校的最高建筑物，像一座高高的瞭望塔，耸立在校园一隅。
旗楼最高处悬挂着一口大钟，钟内系着一个小圆铁球，被一根麻绳牢牢拴住，垂下的麻绳系在楼下的一角楼腿上。大钟被铁链锁在横梁上，钟口有小水缸那么粗，上方有一条条交错突起的游龙，下方有波浪一样的裙边花纹，显得古朴苍劲。据说这口大钟是1949年前从遥远的南方拉回村里的。它发声厚重、洪亮，传声悠远，虽然日晒雨淋，可看起来经久不锈，慢慢敲打着村里的岁月。
每天上学的钟声敲醒校园和村里的黎明，放学的钟声更传递着孩子们的欢呼。上下课、早晚自习、全校集合都是在那准点的钟声里唤起。张师傅的钟声敲得细腻，上课与下课的敲法不一样。上课的钟声是“当当当——当当当”，三下三下连着敲，节奏较快，节拍与节拍的间隔时间短，钟声共响十二下；而下课的钟声则是“当——”，响一声长的，过后再“当——当——当”的一下一下不急不缓地响着，一共响十声。一下一下的钟声混着颤颤的余音，盘旋环绕，我懵懂的岁月，就是在这钟声里度过的。
到了冬天，经常赖床误时，与同伴都是跑着进学校大门，就听到“当当当”的上课预备钟声在耳畔回响。我们边跑边大声吆喝着不远处的张师傅，故意喊着“张师傅多敲几下呀”。穿着蓝里泛白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驼着背的他望着我们，努力抬着头并微笑着。他左手提着一只老式闹钟，每次敲钟，都要提前赶到钟楼，等闹钟走到他眼里的时间后，右手就会拉动敲钟的麻绳。那根长长的敲钟绳，一下一下地拽紧、松开，每拉一下，旗楼顶上的铁钟就会被铁球敲打一次，发出浑厚而又庄严的声响。那敲响的钟声，在我记忆里从来没有延误过，时间的车轮在张师傅的心里永远准确地行走着。
我小学毕业那年，一个夏天狂风暴雨的清晨，天地一片昏暗，闪电惊雷让人害怕。就是那一次，我去上早自习课时，看见张师傅沿着旗楼木阶梯，一步步、一层层地攀上最高顶，更换那根拉绳。我这才明白，是因为拉拽铁钟的麻绳被雨水沤断了，他只能上楼换绳、敲钟。
绳断了，张师傅坚守的钟声没有停，他上楼用手敲钟，完成了那份责任。可是当他慢慢下楼到底层时，脚下滑落不慎摔倒，手上提着的那个闹钟也摔落在地。他爬了起来，看似没事，慢慢地离开。可是几天后，他拄上了一根拐棍，走到旗楼下依旧拉起钟绳。
他是学校的老校工，每年年终，在学校的教职员工公布栏里，张仁义的名字都会登在先进榜里。那个年代的先进者，没有奖金发，只有一条洗脸毛巾，还有一个盖了大红公章，用毛笔写了个“奖”字的大红日记本，由领导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读颁发，这时候张师傅脸上堆起了花朵。
十多年后，我从部队回村探望父母，学校很多老师都已经退休，跟着儿女搬到市里居住了。询问起当年的校园敲钟人张仁义，新来的一位女教师流泪了。
她说后来学校教室里都安装了电铃，不再需要敲钟人了，张师傅改行当了杂工，看大门、收发报纸、搞搞花坛花卉打扫校园卫生。一天他突然说心口疼，校医送他去乡镇卫生院，“走的时候，我陪着，他一手按着胸部慢慢走到旗楼旁，也没说话，只是用双手抚摸着那斑白残迹的楼柱，抬眼望向楼顶时，眼圈湿润了。”
张师傅走后，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名教师，那条腿是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残的。学校后来改作幼儿园，再后来关门归于寂静了。那高高的旗楼和铁钟也被历史的烟云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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