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雄：那些年我所体验的“年味”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一、“年味儿”和年
这篇文章发表时，女儿该满三岁了。是的，她是2016年1月生人。
女儿现在在家附近上托儿所，会唱：“新年好啊，新年好啊，祝福大家新年好”了。
细想起来，过新年的时候，除了在襁褓之中的那次，她所过的其余两个春节，都不在家中，也就没能感受在更大的家庭中阖家团圆的“年味”；其实最近几年我也如此，因为比她“痴长”四十多岁，没能感受到“年味”的次数算来比她更多。
没能感受到“年味”，一方面有自己没能回到家乡而身处异地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就个人体验而言，过年时节的“年味儿”本身也变淡了。
二、年是一只怪兽
作为男性，孩提时代的观念中，在乡村过年有一系列的好处，其中首要的还是可以大张旗鼓地放鞭炮。不像女孩，貌似过多地去关注新衣服、穿红戴绿了。
大人在厅屋（我们村老一代的房子一般是两户共用一个厅屋，后来慢慢变成了每户独立有个厅屋）放鞭炮，四周邻里家的小男孩就会去踩。那时的炮竹不像现在这么猛烈，好多顽童一起去踩，一挂鞭炮被踩灭后，能捡下不少未燃放完的。将它们拆开了一个个地燃放，能玩更长的时间。
这样的行为，当然有危险性，而且不讨喜——鞭炮燃放不完整总归不是寓意吉利；但鞭炮稀缺，男孩子对它们的渴求，让大人们阻止不过来，也不大会去阻止。原因所在，应该不是大人们为自己的囊中羞涩而愧疚；更可能是，过年时节，特别是大年初一，大人们忌讳孩子的哭闹。这样他们对于此类“顽童”，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前警告。
我很小的时候，似乎因为没有拿到想要的炮竹而在大年初一哭过一次，很快诉求就得到了满足。这让我很吃惊，那时候想，大概大人们害怕“年”这只怪兽被我的哭声招来吧。
年这只怪兽的威力，我在除夕这天就看出来了。除夕这天上午，母亲有项重要的工作是，将炖得差不多的猪肉、鸡肉盛上满满的一海碗（很大的碗），在热气缭绕中，走到厅屋插了香烛的神龛前，面对着它，将海碗高高地端过额头，嘴里念念有词。神龛前念完后，又来到厅屋的大门口（厅屋的大门平时都是起床时开，一直持续到睡觉时关）正中重复一番。之后，将海碗里的肉倒回锅里。
我那时想这大概是为了利用肉的香气，喂饱怪兽“年”吧。后来才知道母亲是在“敬神”，是在祈求列祖列宗对我们的保佑。“敬神”之前，锅里的肉，人是不能碰的，连尝尝汤的咸淡都不行。列祖列宗这时的优先地位，让年幼的我误解成了“年”这只怪兽的威力，以至于尽管嘴里流淌着口水，却也能心怀忌惮，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那时村里不少人家的厅屋神龛上方仍留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标准像呢！后来破旧了，就只剩下未被清除干净的白色痕迹。也不知道在母亲“念念有词”的内容中，除了列祖列宗的保佑，是否会捎带上两位主席的庇护。
神龛上方贴画像的位置在两位主席的画像之后，这么些年来一直空着，人们的日子倒是一天天好了起来。
三、除夕“团年午饭”
热气缭绕，红烛正旺，家家户户放过鞭炮之后，开吃除夕那顿中午饭。
与许多地方吃“年夜饭”不同，我家乡一般是除夕中午那顿是盛大的大家庭团年饭（晚上那顿是小家庭自己简单吃点）。这顿午饭，由家中最会做饭的兄弟掌勺，妇女们打下手，做好的菜能端满全桌。全家兄弟（无论是否分家）、姐妹（未出嫁的）、嫂子、弟媳，包括孙子、孙女，都来到约好的地方吃饭，通常是父母家的“起居室”（姑且用这个名字），父亲去世后，团年饭的地点则往往会选在掌勺团年饭的这位兄弟家。
所谓“起居室”是直接与厅屋连通的，它同时有厨房、餐厅和小型客厅的功能（大型的宴客一般是在厅屋）。在靠近窗户的墙角，两边靠墙往往摆着基本固定的宽大长条凳，它们围成的正方形中央是个地灶。地灶平时可用来烤火；做饭做菜时，能够上铁锅；吃饭时，将一旁的桌子摆在地灶正上方，边沿就着宽大长条凳，与之平行即可，桌子剩下的两边再摆放上窄小一些的条凳，一家人就可以围着桌子坐下吃饭了。
吃这顿饭时，父亲和兄弟们一块儿上桌，坐在上首靠墙的宽大条凳上，还会喝点酒；而女性和孙辈，就得挤在下首窄小一些的条凳上，在人多时甚至坐不了固定席位，只能在一旁站着吃，有时还要帮坐在大条凳上喝完酒的叔伯盛饭。
这顿“团年午饭”开吃时会燃放鞭炮，除了显得郑重其事，现在想来可能还有个特殊的功能：就是避免这个时间别人来串门——来者只需看看厅屋燃放过的鞭炮，就知道这家人正在吃“团年午饭”。
之所以是“团年午饭”，是因为午饭之后，直至晚上入睡之前，还得干活。忙完了房前屋后的大扫除后，对房屋里面也要大扫除一番，此后一家人还得轮流洗澡，所以往往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睡。
房前屋后的大扫除，是需要四邻协同的，往往在除夕之前的一天就已经启动了。重点是路面清扫和水沟淤泥的疏通；扫除之后，还需要用水冲洗一遍。大家扫的扫，挑的挑，冲的冲，干得热火朝天。
四、杀猪和捣糍粑
同样需要叔伯、兄弟、妯娌协同劳作的，还有过年食物以及来年开春后仍可吃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食物的准备工作；这早在小年之前就开始了。
印象中特别热闹的，是杀猪和捣糍粑。
这两项大人们的集体劳动特点是：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牵涉范围广——除了大家族范围内的叔伯、兄弟、妯娌之外，还涉及孩子们。
杀猪前要把猪从猪圈赶到主人家的厅屋前。这事得多个精壮劳动力协作，一起动手。除了主刀者控制猪头，还需要两、三个人控制住猪的前腿、腰身和后腿，将猪抬起，搬到厅屋里提前摆放好的条凳上。猪这时会叫得极其惨烈；主刀者用麻绳捆住它的嘴后，其叫声就变成闷响。
主妇或其家中孩子经示意，这时得在厅屋放一挂鞭炮（可能意在超度猪的灵魂），主刀者就俯身从预先放在条凳下装了清水的盆子里取出杀猪刀，对准猪的咽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喷出来，由主刀者控制着落入盆中。
猪的闷响，会慢慢沉下去，渐至安静。主刀者适时松开绳子，摇动猪的前腿，猪喉咙里偶尔还能发出一两个声响来，残余的血随着前腿的摇动而一股股流出，趋于零星。主妇再上前将那盆冒着热气的血端开，男人们松开手，猪身子就翻落在条凳边；一旁是溅出盆子之外的猪血。
随后就是将死透的猪搬到厅屋大门口，开始是用开水烫（俗语“死猪不怕开水烫”可能正是源于某个智者对这一现实生活的切身观察），然后刮毛，完了再用架子将猪的两个后脚勾上，倒挂起来，开膛破肚，最后劈成两半。
其肉先是在叔伯兄弟数家之间以优惠价格“分”，有余时，才到市场上去卖。各家分到肉后，又会按七八斤一块分成数份，往各自外公、舅舅、姑爷、姨父之类的亲戚家送去。这些家庭再将收到的肉或转送（有时同一块肉几经转送甚至会重回最初转送者手中），或直接做菜待客。又或者切成拳头大小的一块块，油炸熟透之后，置于瓮中，一层层撒上盐，盖上盖子，置于阴凉处，这样常温下能保存数月而不坏。
在年前杀猪这事儿上，我父亲往往是大家族里的主刀者。有一年他在帮我的一位堂兄杀猪时，为了捆上猪惨叫的嘴，将麻绳的一头用嘴咬住，结果猪头一摆，将他的牙齿带出了几颗。但，他仍坚持将猪杀完。结果就是，他让猪流血的同时，猪也让他流了不少血。
事后，虽然堂兄深表歉意，但，我父亲也没有向这位堂兄要任何医药费补偿。
杀猪有安全隐患，白晃晃的杀猪刀让作为旁观者的、幼小的我多少有些心理压力。
捣糍粑就好多了——看集体劳作的同时，还能品尝糯米饭，以及冒着热气、带有糯米香味的软绵绵的糍粑。这时的糍粑沾点糖，送进嘴里，真是美味极了。
做糍粑时，首先得将大量糯米提前用清水洗净，浸泡至少一个晚上，捞出沥干，再上大蒸笼蒸熟，做成糯米饭；之后将其放到石槽里捣成泥；然后将其压制成手掌撑开大小的圆饼状；最后是在上面印上数朵小红花，晾干后收起来。
这其中，用大锅蒸糯米饭、将其捣成泥，都是男人们的工作；之后的事则由妇女们负责。
捣糍粑时，需要将洗净的石槽放置在厅屋正中。石槽很沉，外方而内圆——内里是个半球形的凹槽，往往需要两个精壮男子将其用麻绳兜住，才能抬入厅屋。
热气腾腾的糯米饭放入石槽，四个精壮男子就各拿捣具围着石槽开始干活。这四个捣具，都是用木头做的，两“直”两“弯”。“直”者两头粗，而中间小（便于两手持握），像是拉长放大的圆形印章；“弯”者，像个放大的木槌，头部粗大而深长，捶到石槽内的糯米饭后，手柄还能高出石槽边缘一大截。
具体操作时，“弯”对“弯”，“直”对“直”，站于石槽四边，按逆时针方向，轮流将捣具头部击打石槽内的糯米饭。在击打糯米饭的刹那，击打者还要大喝一声“嘿！”这时候，捣击声、大喝声此起彼伏，汇成丰收忙碌的景象。
糯米饭被捣得越来越黏，以至于三番两次被捣具带出之时，击打工作也就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这时持“弯”捣具的人退到一边，持“直”捣具的人上前将各自的捣具顶端伸入石槽中，人围着石槽逆时针转动的同时，捣具也在手里不断被扭转。
这样，很快捣好的、黏糊糊的“糍粑”就被两个捣具“掏”出了石槽，被放置到一旁靠墙桌台上撒了油的塑料布上。此时妇女们赶紧上前，用涂抹了油的手，从捣具上将“糍粑”取下来，堆成一团。
之后，厅屋里就充满了妇女和孩子的欢笑声。妇女们将糍粑捏出圆饼形状，在其上用红墨水点上一些“花”。在这个过程中，会揪下一些边角料给孩子们。孩子们一般会迫不及待地吃上一些，肚子有底了，才将糍粑捏出各种形状来玩，玩到一定程度了，再将它们吃掉。
糍粑做好晾干后，叠放在一起，置于大缸中，需用立春之前的水浸泡、覆盖上（据说这样糍粑才不会裂开），放在阴凉处，再盖上盖子。当水发出一点点臭味时，再换换水。这样保存下来的糍粑能吃到差不多端午节呢！
五、那一年的“红红火火”
除夕这天，还有项活动是“贴红”（写春联、贴春联）。这事儿，跟杀猪、捣糍粑相比，涉及的邻里仅限于同厅屋的堂兄家。
起初是堂兄管写管贴。堂兄那时是本村小学的校长，毛笔字写得好。这活儿也不太累，因为需要贴的春联不是太多：贯通厅屋的两道门、两家“起居室”直接对外的两道门，再加上厅屋对外的那道大门，以及神龛；总共5副小春联，1副大春联，加上各自1道横批，就搞定了。
大概在我上了高中以后，就接下了给大家庭写春联、贴春联的任务。那时，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结婚，搬出去住了新盖的房子。这新房连在一起，分为三幢，每人住一幢，有各自的厅屋、起居室、连通厅屋的卧室，等等。需要贴春联的门的数量也就大增。
所以，“写春联、贴春联”这事儿，足够我忙活除夕一整天了。
“贴红”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记忆中同样红红火火的，还有大年初一“起居室”里地灶的炉火。
虽然除夕之夜睡得最晚，大年初一这天，父亲却总是起得最早。地灶的通风口全部打开，里面的煤炭会被烧得特别旺，映照着父亲爽朗的笑脸。其他时间很少会这么浪费煤炭的。
我高考之前那年，父亲不顾鼻癌刚好，越发卖力地起早贪黑。红红火火地把他闺女（我姐）嫁出之后，就忙着筹划我和我小哥（小哥因为复读，那年与我同时高考）未来上大学的学费事宜。
后来据二哥说，父亲秋冬之际的一个凌晨挑一担白菜，走五六里泥路，到柏油马路边等车；后来跟年轻人上了拦下的翻斗车，去二三十里远的集市。车上没有任何遮挡，冷风一吹，他身上的汗都结成冰了。卖完菜回来就感冒了，鼻癌转成肝癌。
我高考那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听到自家厅屋里鞭炮响了两、三阵，想着父亲已是难以起身，估计那鞭炮除了堂兄，就是小哥所放。
打开门，见到的仍然是坐在炉火旁的父亲，瘦削的脸上笑容虽然不再爽朗，眼里却洋溢着满满的温情。
“祝爸爸新年好，身体健康！”
“好！祝雄雄高升！”
简单的对话后，父亲拿出一挂1000响，让我去厅屋里燃放。
打住！本来忆“年”是轻松的话题，怎么让我写得越来越沉重？行文至此，我已是热泪盈眶。
记得那年春天对我父亲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的班主任江学亮老师在一次晚间视察寝室时，还问我：“水雄，你爸爸的身体，家里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消息！”我接着说：“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但是，距离高考还剩大概两个月的时候，“没消息”的状况还是被打破了，家里的消息还是由二哥带到学校来了。
二哥说，之所以没瞒着我和小哥，冒着影响我们高考的风险，也要将“家里的消息”告诉我们，带我们回家去一趟，是害怕将来我们责怪他们没让我们有机会送父亲一程。
至于这“家里的消息”有没有影响我的高考，我想，还是有些影响的。
考完第一门课程语文之后，我自己都知道没考好。因为写完作文，反复检查了答卷之后，直到临考试结束前3分钟，才发现有整整两个页面，大约30分的阅读理解题是空白，没有做……最后只能一边憋着尿，一边胡乱填写！
内心的痛悔可想而知！午饭前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情绪坠入低谷。死寂之后，心中冒起一股强烈的热流：父亲去世了，我不像小哥那样有复读的机会了，这次高考是我唯一的高考机会，可能也是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唯一机会，目前唯一能做的是考好后面每一门课。
这样的念头，也许有助于我抓住仅有的机会。而事实上，这次高考也的确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因为我考上了吉林大学。
据二哥后来说，“当时村里有人说风凉话：“考是考上了，还要看上不上得起喔！”意思是：死了老子，哥哥嫂嫂不一定会出钱给你们去读书，等着看笑话吧。我当时就跟家里人说，我们可一定要争这口气”。
结果是，三个哥哥嫂嫂、母亲加上姐姐姐夫，每家出400元，共2000元，就凑够了我一个学年的花费（其中每学年学杂费800元）。我小哥那年上的是本地师专（后来升级成了大学），钱也花了不少。
这是1994年。
六、年和“年味儿”
本来是忆“年”的文章，拉拉杂杂，居然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名下，写出了不少的“沉甸甸”，希望不要给诸位留下“凄凄惨惨戚戚”的印象。
整理一下思路，其实，我想我要表达的是：在我心里，可能也包括与我同龄的人心里，“年味儿”是沉淀在人与人的交往、沟通里的。它不仅仅是“人味儿”，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沟通的“人情味儿”。
这种四邻协同、全家“团年”的“人情味儿”，以一定程度上是“互惠”的形式，体现和强化了某种小型的社会信任和支持系统，它在乡村中构成一种社会资本——能够被人们作为资源来使用，从而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社会关系。
当然，“互惠”并不意味着没有“摩擦”、没有“撕破脸”、没有“斤斤计较”、没有“亲兄弟明算账”；而且，这种“人情味儿”是会随着社会大趋势而变的。
当钱越来越多、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当新鲜的猪肉随时可以在村里买到，当机器轻轻松松就可以把糯米饭捣成糍粑，年末热闹的集体劳作就转变成了平时喧嚣的个体集市，农村小型的“邻里相互守望”的社会交换系统被更大一些的市场交易系统所替代。
难怪农村的老人说，现在的日子，每天都像在过年！
而如今的小家庭，为了让“年”显得与平时有所不同，就会利用年假往外跑，出去旅旅游，放松心情。
社会越来越现代化，交往越来越交易化，支持越来越系统化（非人际关系化），家庭越来越小型化，生活越来越个人化，过年越来越旅游化。大家伙一起杀猪、捣糍粑的景象，哪怕在如今的农村老家也已是很少见到了。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总的来说没有“年味儿”的年，意味着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空间、更大的自由度。
但我觉得，我记忆中的“年味儿”是自有其价值的，特别是在“寒冬来临需要抱团取暖”的时候，毕竟系统化（非人际关系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可能会有撑不住的一天，或者变成怪兽进行反噬的一天。
七、“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的女儿满三岁了，她是2016年1月生人，已经会唱“祝福大家新年好”了。
由于她刚满一岁时过年去过海南三亚，我猜，在她的观念里，“年”也许意味着大海、沙滩和浪花。
而我在她这个年龄，满脑子想的却是：“年”肯定是只让大人们都颇为忌惮的“怪兽”，稍有不慎，全家人都会受到“年”的惩罚。
不得不说，我们的日子在变好，尽管我们的记忆在变“老”。
祝愿“大海、沙滩和浪花”常伴新生代关于“年”的记忆。
王水雄女儿刚满一岁时全家在三亚过年时的情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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