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年春 歌
那年的年，刻骨铭心。
大年初三，寒风凛冽。刚吃过早饭，我家门口出现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如凶神恶煞。
“陈汉，出来！”来人大声吼叫。
“什么事？”父亲一脸平静。
“到公社你就知道了，快走！”来人道。
这阵势，把胆小的母亲吓得魂飞魄散，大声哭了起来。母亲哭，我也哭，两个弟弟也跟着哭。
父亲很淡定，好像早有思想准备。他蹲下来，用手抺去我的眼泪，坦然道：“男子汉流血不流泪，没事的，阿爸去一下就回来了。”说完就走了出去。
母亲拿了几件衣服边喊边冲出去：“他爸——！”父亲站住，转身接过母亲的衣服，微笑着点点头，被民兵用枪押着从容地走了。
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大圈，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陈汉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连年都不让过？”
“听说是偷杀私猪。”
是的，父亲被抓，罪名就是偷杀私猪。
那年，是1972年。
那年，年似乎来得特别早。民间有言，二八捉鱼，二九杀猪，三十围炉。这时候，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
腊月二十九那天，生产队按惯例杀了十多头队里饲养的肥猪，然后按人头和工分分给各家各户过年。这一天，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日子，大人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着捉猪杀猪，小孩子们蹦蹦跳跳看热闹。
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全村人开开心心的日子里，我却看不到父母亲的笑容，特别是母亲，总是唉声叹气。
那天晚上，天是那么黑，风是那么大。我们几兄弟和父母亲挤在低矮的厨房里烤火，母亲一脸凝重，没有说话，默默地拨弄着火膛。父亲一如平时，滔滔不绝地讲过去的苦讲现在的好，讲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眉飞色舞。
十岁的我已谙世事，母亲的满面愁容告诉我，她正忧心今晚能否分到猪肉。我们家当时八口人，五兄弟、父母亲和祖母。父亲务渔，母亲务农，人口多劳力少，所以常常超支。过年分不到猪肉，几乎年年如是。上一年，因为一个曾经在我们家“三同”的公社副书记打了招呼，才侥幸分到猪肉。今年，副书记已经调走了，谁来拯救我们？
“放心嘛！我老表咳嗽一声，谁敢不给面子？”父亲信心满满。
父亲说的老表，是指他的表哥李春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掌握着全大队五千多人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领导者。
母亲却不以为然：“你说人家是老表，可人家不一定认你呢！不信你就看呗！”
此时，已是十点了，三弟六点钟就去等待分猪肉，已经足足四个小时。我想象着，七岁的三弟正捧着那个搪瓷盆，蹲在生产队光线照不到的角落里，眼巴巴地等待。
这时，我听到外面有小孩的哀哀哭声，尽管北风呼呼，我仍然清晰地听得出是三弟的哭声。
母亲的眉头皱了起来，全家人都预感到不祥。
转眼间，三弟捧着空空的搪瓷盆哭着回到门口。
父亲接过空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母亲的脸深深埋在膝盖里，伤心地抽泣。
悲凉的气氛笼罩着厨房，笼罩着全家。
三弟说，全村有三户人因为超支不能分猪肉，后来另外两户有人担保，分到了猪肉。父亲问：“春和表叔在吗？”三弟说：“在呢！一直在生产队的屋里吃酒。”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
也就是说，在这个拥有100多户人家450多人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享受猪肉的香味，唯独我家八口人干瞪眼。也就是说，今年，再也没有什么救世主。
夜愈深，风愈狂，雨更浓。
风雨中，父亲仰望苍穹，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一支接一支，借着微弱的亮光，我看到父亲永远慈祥的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凶光。
一会，我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
我的心提了起来：糟了！父亲难道去报复杀人？
父亲算得上是村中最有文化的人，是个有十年党龄的党员，知书识礼，善良斯文。从小，他就教育我要正直为人，爱党爱国爱集体，常常给我讲革命道理，诸如“永远跟党走，革命不变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
按说，明智的父亲不会糊涂至此。然而，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世事如棋谁能料？
直觉告诉我，我家今晚会出事。
“阿玉，来帮我的忙！”黑夜里，父亲低声叫道，阿玉是大哥的小名。
大哥问：“阿爸，干什么？”
“杀猪！”父亲说。
“杀猪？杀什么猪？”大哥纳闷。
“杀我们家的猪。”父亲道。
“你发癫了？这个猪崽买回来才养两个月，还不到30斤水。”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大声抗议。
父亲说：“我知道！可是过个年让孩子眼巴巴看别人，我们做父母的，亏心啊！”
“可是，偷杀私猪是犯法的啊？”母亲还是不依。
“天崩地塌，过了年再说！”父亲斩钉截铁。
不一会，猪崽绝望的嚎叫声穿破寂静的夜空。
一个多小时后，桌上摆满了大盆大盆的肉：红烧猪肝瘦肉、五花腩炒大蒜、酸甜白切猪手……简直是全猪宴。兄弟们狼呑虎咽，大口吃饭，大块吃肉，父母亲看到这情景，会心地笑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丰盛的年。这个年，我们家吃了一头全猪，一头30多斤的猪。
接下来发生的事前面已作交待。
为了这顿肉，为了这个年，我的父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公社强制劳动三个月，筑海堤、修公路、塞水库……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被批斗十多次，永远开除出党。释放回家时，他的体重从140多斤降到110斤。
呵！那个荒唐的年代。
那个令人心酸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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