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停滞的帝国
《家族、土地与祖先》[美]易劳逸著重庆出版社□秋华
对西方汉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易劳逸的大名,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家族、土地与祖先》是易劳逸研究中国史的又一代表作,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一直没有译本,相关的介绍也很少,但是很多国外研究论著当中对这本书多有引用,将其当成研治中国历史的重要作品。
《家族、土地与祖先》是一本可称之为“中央帝国社会学密码”的书,该书从长时段、全球史视角,系统梳理了自明朝中叶以来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商品贸易和制造业等多方面的问题,详尽地描绘出中国近四百年社会经济变迁史,试图找出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社会密码。
16世纪以来,明清两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塑造中国近现代政治史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易劳逸认为:“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虽然明清两朝都曾采取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恰恰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社会经济正经历着一番前所未有的转变。
比如商品贸易的发展。明清的社会经济其实处在比较高的发展水平,农业开始出现明显的商品化,同时商品贸易的发展造成集市数量激增和规模的扩大,一些定期开放的集市渐渐演变成集镇,城镇化开始加速。随着贸易发展出现了跨区域商品贸易,传统以白银和铜钱为媒介的贸易弊端凸显,于是现代版的本土银行——钱庄和票号——开始出现。
这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在思想文化上也激起了涟漪。王阳明心学中的“狂禅”一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当时日益强化的平等主义和追逐利润的价值观进行了辩护。狂禅派创始人王艮认为,人无须压制欲望,而是应按欲望行事。李贽是当时最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他蔑视道德权威,提倡功利主义,并且在男女关系上积极为女性正名,即女性的见识并不低于男性,主张婚姻自由。正如易劳逸所说,王艮、李贽等人大多生长于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或者福建的港口城市,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商人家庭。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易劳逸在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问题时非常精确地指出,是因为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但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强调人只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自然。相较而言,西方人“非常看重对环境做出理性调控”。比如一直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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