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普通话
当年上大学,入学后经历的第一次全校规模的活动就是推广普通话,简称“推普”。我那时刚受聘当上校报记者,奉命采写关于“推普”的新闻稿件。见报的稿件都写了什么,早就忘记了；采写过程中听说或遭遇的一些笑话,当然无法写进新闻稿件,却留存脑海至今。比如外语系一女生早晨刚睁开眼便被室友告知,她夜里说梦话了。该女生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幽幽地问室友:是用普通话说的吗?再比如,采访中文系一学长,问他对“推普”的看法,这位老兄引用贾平凹散文中的话,说:毛主席都不讲普通话,我也不讲了吧。
旨在动员的校方文件中,普通话的重要性被认为攸关经济社会发展。而有个现象,当年没注意,现在想来,颇觉滑稽。按校方要求,从每个班里选出普通话说得比较好的同学,担任“推普员”,负责对普通话说得不好的同学进行矫正。担任推普员的多为北方同学,普通话说不好的多为南方同学；而南方同学多来自较为发达的地区,即使光论穿着,也比北方同学体面。普通话当然重要,但这个重要性现在看来显然因宣传“推普”的需要被夸大了。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经常逃课躲到图书馆的期刊室里读小说。有一天翻开的是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名作《爸爸爸》。主人公丙崽是个白痴,湘西话叫“宝崽”。丙崽在外被人欺负了,他的母亲便会用湘西土话在村子里骂:“渠是一个宝崽,你们欺侮一个宝崽,几多毒辣呀。”“渠”是个什么意思?古汉语中,“渠”表示第三人称单数,即他(她、它)。朱熹的《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及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中的“渠”即是此意。原来湘西方言里依然保留了相当多的古汉语词法和语汇,别看丙崽妈妈是一字不识的湘西农妇,竟然张嘴就是古汉语。
方言是语言化石。今天很多地方文化都在“申遗”,其实,每一个地方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那个地方的方言。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方的方言,因为说的人越来越少,词汇和语汇都在萎缩,甚或有消亡之虞。这实在是让人不禁为之扼腕痛惜的事情。
十四年前,女儿刚满一周岁,还不会说话,就随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学说话那两三年,又没有机会和本地的孩子玩耍。结果就是她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老家话不会说,本地的方言也无从习得,只好说一口未必标准的所谓普通话。我一直为此对女儿心怀愧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语言能力的发展就会严重受限；一个人若不谙熟一种方言,对语言的表现力便容易没有概念。
而前阵子回乡出席一老友的婚礼。老友年近五十,得遇佳偶,实乃人生大事,然订的酒店却寒碜得很,让人不禁为新娘委屈。跟几个旧友闲聊,难免就此事有所评说,我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用普通话的“吝啬”一词显然偏重,且欠厚道,只好沉默。这时一旧友用老家方言说:他这个人不一向就揪揪撮撮的嘛!“揪揪撮撮”,真是形象啊!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字,既有微讽,又含容忍与体谅,比之“吝啬”,表现力真不可同日而语。
我有一难言之隐。就是女儿一天天大了之后,越来越不愿跟我亲近,有什么话也只跟她妈妈说,不愿跟我多啰唆。每每看到人家父女相处如“哥们儿”,不由心生羡慕。有一回我跟我老妹说起这个,啰哩啰唆一大通,不得要领。老妹用老家话说:“你说离皮离骨不就行了!”老妹哪里知道,与故乡渐行渐远,我哪里还记得老家话里还有“离皮离骨”这样鲜活的词语!可以说,正是失去老家方言作为表达后援造成的经常性的“失语”,成为我重新认识方言重要性的由头。
写作本文的最近的由头是因为看了一场推广普通话的文艺演出。演出以相声、小品为主,所有的笑点都来自对方言的嘲笑与贬损。我觉得,“推普”当然没有错,但也不必以嘲弄、贬损方言为前提。距今一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诸公的一大误区便是把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后来白话文出现的诸多问题可说皆渊源于此。现在把普通话与方言对立起来,亦是普通话宣传与推广者的一个严重误区。但愿这样的误区不会导致相应的严重后果(毕竟,当下文学的“普通话书写”问题已经作为一种症候为批评家提出)；也但愿方言与普通话即使不能相提、相携,也起码能相安。
(本文作者为江苏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新闻推荐
电商平台对刷单行为的打击越来越严厉，从刷单报价就能看出来，最早刷一单才几毛钱，现在至少要3.5元到4元。应该警惕“反向刷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