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公粮
□甘元俊
从儿时有记忆开始,我就知道家里每年要交三次公粮:第一次是小麦、油菜收割后,第二次是苞谷收割后,第三次是稻谷收割后。
我们生产队虽地处深丘,但土地肥沃,宽窄不一的良田养育着这方子民,唯一的缺憾就是出行极为不便。
全队有两条通往外界的路,一条是生产队前面不远处绕过另外一个生产队再与之相连接的通往场镇的路,全长约6公里;另外就是生产队后背几十米外一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全长约3公里。前面那条路,虽然平坦一点,但是绕道很远,所以走的人很少;而后背那条路,虽然陡,但少了一半的距离,节约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所以走的人相对就多些。其实,这里原本就没有路,应该是祖先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硬生生地踩出来的。
没有走过那条陡坡路的人,是不知道其艰辛的。说它像梯子一样陡,但真走起来比爬梯子还要艰难,因为它的坡度高矮不一,宽度也是如此,最宽的地方不超过60厘米,窄的地方不足10厘米。
那条陡坡路其实也不全是陡坡,陡坡大约有500米,爬完陡坡,才是一条大约两公里的羊肠小道连接至场镇粮站。这是一条相对的捷径,所以我们队的群众不管是上街赶场或是交公粮,都宁愿选择走这条陡坡路,也不愿意去绕道那3公里的平路。就连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群众,为了节省时间,也同样选择走这条陡坡路。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把它称之为“大路”。
大集体的时候,交公粮就是挣公分,不发钱。父母就是靠挑公粮去卖挣工分,年底集体结算时,好多挣点钱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添件新衣裳什么的。
我十二三岁时,就开始跟随父母去交公粮。大哥劳力稍好一点,母亲就用两根包帕布,一根包二十斤左右粮食,然后再把它们装进竹箩篼里,交给大哥用扁担挑。而大姐和我,则用竹背篼帮父母背一二十斤,并且只要求我和大姐背到陡坡路走完后岩边的平路上,然后倒进他们的箩篼里就行了。
每次交公粮,我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刚开始背着还不觉得重,爬一段坡路后,慢慢就觉得沉了,于是就找路边稍高一点的地方把背篼放下,歇个几分钟,然后再背着继续爬坡。就这样,一段500米左右的陡坡,我们至少要歇三、四回,才能到达岩上,然后找一个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把背篼装的公粮倒进父母挑的箩篼里。父母挑一百多斤的公粮走上坡路着实吃力,我和大姐也算给他们减轻了一点重量。
把背篼背的公粮倒给父母后,我和大姐就原路返回,大哥和父母又继续沿着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去粮站交公粮。因为每次都是下半夜出发,所以到粮站后天都还没有完全亮,大哥就拿根空扁担回家,父母继续在那里站轮子。由于去得早,父母一般排队都在几号或十几号。尽管如此,还是要等质量检查员上班后才开始检查发号,所以父母每次回家吃早饭都是十点左右。当然,那些排一百、二百号的,正常情况下,也得十二点过后才能吃得上饭的。
我们回家后,天还没有亮,弟弟妹妹还在做梦。我们也想睡个“回笼觉”,但是睡不着,只能稍微咪一下眼睛,然后等天亮了就起来煮饭。
吃罢早饭,大哥背着书包去街上初中读书,我们四姐弟就光着脚丫去大队小学读书去了。
再后来,大哥当兵去了,我们也上初中了。我又接过大哥的扁担,弟弟妹妹又接过我和大姐的背篼,继续重复着交公粮的活路。
我的箩篼由开初的四五十斤,然后到六七十斤,再到最后可以加重到一百多斤,体力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而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依然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没有大哥陪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产土地下户,每家每户按照当时的人口进行分地。我们一家七个人,六亩多田地,全年要交公粮3000多斤。交完公粮后,剩下的勉强够一家人吃一年,没有多余。一般受灾年份公粮也不会少,剩下的粮食不够就用麦面、土豆、玉米、红薯、饭豆等掺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玉米饭的味道,闻到那个味就想逃离。
粮站对公粮的质量要求非常高,颗粒不饱满的不要,不干爽的不要,有杂质的也不要。父母为了怕打麻烦,在家里就把粮食晒得非常干,然后专挑最饱满的,最后至少要用风车连续过两遍,确保没有任何杂质。所以,我们家每次交的公粮,都没有被打过麻烦,也从来没有被质检员刁难过。
粮站专门设了质检员、过秤员,还有就是出纳、会计负责结账。粮站有好几个大晒坝,有两个晒坝是专门方便农民站轮子排队的,还有两个晒坝就是专门为那些粮食不干、要求重新翻晒或有杂质需要重新用风车过的农户准备的。
质检员一般有四个人,两个正式员工和两个从农村聘请的农民,分成两个检查组。我曾经亲眼看见好多农民被刁难的样子。粮食明明就很干了,质检员却非说不干,要求翻晒;粮食明明就很干净了,质检员却非说是不干净,还有杂质,也需要重新车一次。本来就十分劳累且还饿着肚皮的农民,心里虽然有千万个不情愿,但也是奈何不得,只有言听计从,该翻晒的翻晒,该重新车的就重新车。看得出来,他们心里那个味道啊,简直难受极了。
公粮一般设五个等级,一等基本上没有人卖过,二等很少有人卖过,一般都是三至五等的比较多。我们家的粮食多数时候是卖的三等。农民呢,都想卖个高一点的等级,因为一个等级要比另一个等级要高出二、三分钱,一年几千斤公粮交下来,这个账目还是不可小看的。当然,等级的确定,都是质检员说了算,票据上写的几级是几级。如果哪个农民认为给自己粮食等级定低了,质检员就把原来定的等级再给你下调一个,所以很少有农民抵触。大多数农民都是抱着只要粮站的人不打麻烦,能够收下自己公粮就不错了的想法。这就是普天下最善良最淳朴的农民。
后来,我和弟弟的劳力也长起来了,随便挑个百十斤也没问题。大哥结婚分家了,有了自家的公粮任务,家里交公粮的任务就由父亲、我和弟弟三个男子汉承担了。
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依然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母亲、大姐、妹妹三个女性不再挑公粮去交了。
再后来,我和弟弟也先后结婚成家了。我们三兄弟除了各自承担自己家里公粮任务外,父母家里那份公粮任务也被我们三兄弟给承包了。从此,父亲不再交公粮了。
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依然没有改变,这次改变的是父亲“退休”在家里,陪同母亲边吹电风扇边摆龙门阵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公粮任务仍然年年有,但是,农户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愿意继续卖公粮的就继续卖,不愿意卖的就给补差价。这个政策一出台,我们生产队的群众大多数都不愿意再交公粮了,直接实行补差的办法。从此,农民再也不缺粮食了,家家都有了余粮。
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依然没有改变,这次改变是交公粮的人越来越少了。
再后来,公粮任务取消了。
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依然没有改变,只是没有了交公粮的人,唯一还能发挥作用的就是继续方便群众出行。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村的水泥路、便民路已经实现了塆塆通、户户通。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依然没有改变,只是再也没有人去走了。
如今,农民再也不用交公粮了,每年剩余的粮食也不愁卖不出去。只要粮食收割晒干,收购粮食的业主就提前预约,开着车进家收粮了。
那条像梯子一样的陡坡路,如今已荆棘丛生,连路影都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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