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以后 巫小黎
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剧照 (资料图片）一
1980年代末，由台湾歌星潘美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想有个家》，穿越波翻浪涌的台湾海峡，长驱直入中国大陆，并迅速红遍大江南北。1992年2月，这首歌又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时之间，街头巷尾，风靡的都是潘美辰，而《我想有个家》尤其受人追捧。那缠绵悱恻、幽怨哀婉的倾诉，不仅给人强烈的画面感，更有催人泪下的凄怆感，令无数听众，为之侧耳，为之动容。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想家而不得，只能四处漂泊的可怜情状，呼之欲出。歌者孤零零、惨兮兮的身影，令人联想到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歌曲引起听众强烈共鸣的原因，或许各各不同。然而，想家、爱家，渴慕有一个和美、温馨与悦乐的家，恐怕是人所共有的普遍的心理诉求，是人之为人的重要表征之一。故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素来就被认为是人生之大不幸。
造物弄人，历史吊诡。曾几何时，家，成了一个文化肿瘤的符号。家，是我们渴望逃离、出走的罪恶的渊薮；家，是教人堕落、窒息青春的囚牢。中国新文学，挞伐家及以家为起点孕育而生的家族文化，指控其黑暗、腐朽的声音，不绝如缕。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开诅咒、清算家族制度“吃人”本质的先河。类似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俯拾皆是。冰心的《两个家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曹禺的剧作《雷雨》，1990年代出版，并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都淋漓尽致、毫不留情地画出“家”的丑陋、腐朽和凶险的面相。
回到历史现场，冷静考察与省思，重新审视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家”，其思想价值，毋庸置疑。我认为，五四新文化先贤的心理动因及其思想逻辑的指向，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捣毁家、解构支撑家的合法性等一系列伦理教条，是个人解放、个性发展的前提，惟其如此，个体服务社会、贡献国家，才成为可能。否则，个体只能是听命家长摆布，闲坐“家”里坐吃山空的蛀米虫，一如巴金小说《家》里的克安、克定及《雷雨》中的周萍们。换言之，新文学家们当初的思想意念，其实就是以牺牲“家”为代价，期望能以此成就个人。所以，罪恶昭彰的“家”，被我们的思想先驱从“家”里驱逐了。而背叛家，离家出走之后的觉慧们；六亲不认，被家所抛弃，继而视父亲如寇仇的鲁大海们，林道静们……总之，就是这些人——或可称为“家”的不肖子孙，成为了时代的骄子，社会的有用之材。
“倘若把‘家’定义为维系安顿生存意义的基本空间单位，那么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然将它摧毁了。”（黄子平语）作为栖身之所的“家”，空间虽然不一定很大、很宽敞，华丽也非不可或缺的要件，但却亲切，有人间味，有烟火气；也许不够明亮，甚至昏暗、琐碎、平庸，却温暖、安全，给人熨帖和舒心，一如潘美辰所唱：“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二
离“家”之后，真的如五四先贤们期望的那样实现了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了吗？回望将“家”逐出了“家”之后的景况吧。“家”里腾出来的位置，住进了某些时髦的话语，天地君亲师的伦理价值，被阶级、民族、国家等概念重新组合，家族祖宗让位之后，国家和集体登上神龛。
前面说过，离家、毁家是为了解放个体，发展个性，最终成就一个更大的“家”。事实证明，目标业已成功实现。但猝不及防的问题随之而来，新的更大的“家”，更有价值和“大义”的“家”，随时随地要求个体为之献身、牺牲，个体无时无处都有被吞噬的担忧与危险，所谓“舍小家，顾大家”具有无比正当性。
“家”里不再圈养猪羊，孵化爱情含饴弄孙；家，由享受天伦之乐的私密空间，变成了“弑父”空间。“家庭问题”实为国是国策，社会使命。这是笔者读胡万春小说《家庭问题》最为强烈的感受。易言之，放逐了“家”之后，真正的、纯粹的家庭问题，也随之遁逃。
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大概都还有记忆，当年对英雄人物的宣传中，通常包含了为集体利益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精神。而一个模范先进人物，通常都是忙得顾不上家，顾不上孩子，顾不上老人，带病坚持工作，因此成为表彰的对象。离“家”之后，“人”淹没在“人民”之中，而镶嵌在集体中的个体，需要随时为此作出牺牲。
中国早有“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的古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其思想价值体系及主流价值观，特别突出强调“人”的中心地位，重视人的价值。《论语》《孟子》等，概括地说，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无论王道或霸道，始终不敢忽悠“人”。上至一国之君，下至一介草民，莫不如此。总之，“人”是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人”为何物？人与非人，人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在哪？人君与人臣，人父与人子等等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有过清晰的论述。
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思想激进的五四精英们急于改造自己的文化，在历史的动荡和痛苦转型中，家及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堡垒，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家族文化真正沦为废墟之后，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并未得到得到的实现，在集体主义至上的大“家”的构建中，不断让渡的个体权利，终于把家庭关系演变为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大义灭亲”一时酿造多少人间悲剧。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始于解放个人，清算“家”的罪恶，最终的结果，却个人与家一起“全军覆没”，离家出走的觉慧们，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吧？作为文化的“弑父者”，觉慧们或许最终会体悟到激进带来的创伤。
三
对于家族和家族文化的批判者们看来，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切问题，似乎都由家族产生，家族文化是现代转型的一个巨大障碍，只要摧毁了家和家族，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种看法如果在现代化初期还有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各种发展性的危机凸显之时，我们有必要超越单线性人类发展观的偏狭视角，重新审视传统价值和知识，为解决人类现代性危机找到深广的精神资源。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家及家族的妖魔化形象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纠偏，以广东地区为代表，宗族活动一定范围的复苏，某种程度上证明国人的家族观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每到清明和春节等传统节日，潮涌般的人们踏上归乡的路程，完成慎终追远的生命仪式，呼应血脉中的召唤。
面对多灾多难的世界，个人无能为力却又于心不忍，我们还能怎么办？特蕾莎修女的回答是：“至少还有一件事情可作，回家去，去爱你们的家人……”这个答案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对“家”有天然的情感上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家族文化认识。《尚书》所载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理想社会的建立，是从家族出发，逐渐向外扩展，最后达到万邦协和的境界。中国人的爱是推己及人，由身边人至天下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是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路径渐次展开的修行。无论在个体还是族群，家都是重要的一环。
拭去尘埃，得以重新打量家的价值和意义，然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在上百年的现代化高歌猛进中，家族文化传承的整个系统已经全然瓦解，现代人成为无根的浮萍，这并不是短暂时间可以修复的。由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中国的传统式家族结构也不可能再次恢复，甚至在今天，核心家庭甚至单身社会日渐普遍。回家的路何其迢遥？
以个人为本位、强调竞争的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功利至上、人际关系撕裂，已经凸显出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家产”，这种精神性的遗产，很大程度上能够救济现代荒野上的我们。梁漱溟试图以家族伦理重建乡村世界，挽救文化失调和社会危机。那么作为现代人，我们应当如何以伦理关系和血缘亲情重新回归“家”的本义，建立更温柔的世界?以此为原点，释放“家”的温度，构建对世界的认同。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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