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钟倩
当年,年轻的汪曾祺陷入困境,身为老师的沈从文写信说:“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一句话改变了汪曾祺的一生。然而,沈从文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作家毕飞宇说过,“汪曾祺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学的。”后半句适用于沈从文。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先后读过《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近来读张新颖的《沈从文九讲》,我从中找寻到答案。“九讲”如同九堂文学课。作者将沈从文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从开始创作到1936年为文学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为思想阶段；从1949年到他去世为实践阶段。三个阶段对应着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形象,以作品为主线深刻剖析他的精神变迁和曲折心路。对作家来说,最能彰显其品质和精神的是逆境,逆境中最能窥见一个人的精神能见度和心灵承受力。
而立之年,沈从文通过写约稿《从文自传》完成自我确认,让读者明白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如果说高小毕业、逃学、读社会这本大书是他的顽童自传,那么,离开凤凰老家当兵、跟随部队辗转远行就是自我意识的萌发。在解读中,张新颖将比较手法贯穿全书。比如,鲁迅曾通过幻灯片目睹杀人场景,触发对国民性的批判,而沈从文是现场看杀人,建构自己对人、事、自然的态度。相似的是痛苦的体验。而这种痛苦体验始终贯穿沈从文的成长过程。
用一句话概括沈从文,“他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这种永不厌倦地看,不外乎三重境界,第一重是观察,眼睛就像“照相机”,看到什么拍什么；第二重是透视,眼睛就是“显微镜”,重在思考；第三重是洞悉,眼睛好似“DV摄像机”,关键在自我观照。《湘行书简》就体现了他的三重境界。起初他认为“一切生存皆为了生存,必有所爱方可生存下去。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后来他颖悟,“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负担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翠翠、萧萧、夭夭,早已成为沈从文作品的代名词,但是,作者创作的背景和心绪,蕴藏着以往的生存经验,迤逦出人类共同命运的悲哀。如张新颖所说,“《边城》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带着悲哀的气质体会、默认和领受,不如说是沈从文内在的精神超拔。《长河》也是如此,他写橘园,写社戏,写夭夭面对无边的恐惧,说到底反映的是内在世界的变化,是战乱和灾难逼近背景下的一种抒情诗气氛。黄永玉把这本书视为沈从文“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这何尝不是他在危难中安放的希望之心呢?
饱受精神蹂躏的时期,愈能看出一个人的风骨和品格。当手中的笔被剥夺后,寻找另一种表达就成为不约而同的共识,比如,孙犁嗜读古籍、临摹书法,穆旦翻译长诗《唐璜》,木心狱中在纸板上弹琴,沈从文埋首古物研究。我深受触动的是困厄压顶时沈从文的心迹,一度精神失常甚至呓语狂言、割颈自杀,但很快由悲剧转入静谧,“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最孤立无告的时候,家乡的那一条河给予他慰藉,其血肉相连、生死牵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他“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投身研究文物,“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犹如在一首乐曲中重获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了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这种新生是历史“黑餍”中的自我建构,也是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担心“这种现实将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担当,“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
不得不说,这九堂课给人的精神启发是无量的,使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沈从文和他所处的复杂变幻的外部世界。事实上,他的精神困境今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第九讲就是回应与传承,以现代作品再现与沈从文的传统对话,确切地说是精神空间的对谈。比如,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众一样,都在坦然承受命运中彰显生存的尊严和力量；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异曲同工。
沈从文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所谓“大”,是他的文学世界之辽阔；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小,所谓“小”,是说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切不可自傲自大,也不可弄丢生命之庄严。这就是沈从文带给我们的精神启迪,“文学不能沦落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却必须得有根本性的担当。黑夜仰望苍穹,可见细碎的星子。文学就得如星子,得有光明,哪怕是细碎的光明,它得包含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它得是未来的种子。”细碎的星子,一颗也是天籁,也是光源。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到光源与力量,或许才是今天我们纪念沈从文先生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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