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扇门是虚掩着的
没有哪一扇门是虚掩着的。我是说，在连门还没找到之前，到处都是墙。几十年前，我在镇上读初中。有一天晚上，被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拖着从一个狗洞钻进了电影院，看《伊豆的舞女》，深受震撼。诗人告诉我，电影改编自小说，小说的作者叫川端康成。至今我仍然记得，简陋的电影院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观众，连放映员都中途离开，直到诗人肆无忌惮地嚷起来他才从外面回来换片子。那个孤独的由于旷课而惴惴不安的夜晚，让我开始爱上了文学，不自量力地做着作家梦，并写了一些自以为是的小说，投出的稿像箭一样射出去，然而它们又像箭一样弹了回来。直到2004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我和余华相遇了，一本厚厚的《余华文集》来到我的手中，那个短暂的假期由于余华变得异常漫长和辽阔，仿佛没过几天便已经阅尽了波澜壮阔的一生，阻挡在我面前的一些墙开始土崩瓦解，而我的另一个人生要重新开始了，浑身上下都是创造的欲望和激情。我想，这时候应该放下其它事情，要重新写小说了。
因此，我相信，走进文学的窄门是需要钥匙的。
我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门，走进了一间又一间房子。我开始笨拙地构建自己的房子了。五六年下来，写了那么多文字，有的能让我孤芳自赏，更多的让我羞愧难当。有一阵子，我发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难道我无法将小说写得更长一点了吗？我甚至有一点慌乱，但当我发现了短篇小说的写作难度，自己每写一个短篇是那么用力，那么认真，像挑战极限那样艰难，苛刻得对每一个文字都要产生怀疑，我的心才安静下来，并泰然自若了。
每届奥运会上，100米短跑受瞩目的程度总远超马拉松，短篇小说也应该有受到热爱的理由。但我也野心勃勃地窥视着长篇巨著，像仰望和向往那些结构复杂、气势恢宏的宫殿，我需要更多的钥匙，因为要打开更多的门。当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我便走在了通往巨著的路上。但这个过程肯定比一千个马拉松更漫长更艰险更胜负难料。我想说的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写出好的小说。好的小说肯定不是以文字的多寡、篇幅的长短来衡量的，甚至它无法用任何尺度来评判。对不好的小说我们总能说出很多不好的道理，但对好的小说我们往往无从评说。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什么样的小说才算好小说，更不敢说我已经写出了好小说，因此，我今后所写的文字依然叫作探索。
我对中学英语课本上的那篇瞎子摸象的课文记忆犹新，它告诉我，生活乃至现实都是荒诞而不可相信的，只有自己内心的感受才是安全的、踏实的。我无数次听过别人关于什么是好小说的论调，虽然都能给我带来启发，但总让我想到“瞎子摸象”。其实，每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认知和解读都是瞎子摸象，这看似无奈，但却给予了小说家施展才能的空间。小说家从来都不是老实巴交的人，他摸到大象的腿，他会怀疑，他会先听别人肤浅而急不可耐的描述，然后才告诉他们隐秘而复杂的真相。
尽管，他所说的真相也只是猜测和想象，但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瞎子会对此产生震惊。那些听信了他胡扯的人很想知道他是谁，但他往往不告诉别人他是谁，装出一副高深莫测、喜怒无形的样子，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心虚，即使他也是一个瞎子，也只是摸到大象的一根腿而已，然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这就是小说家。我们很难从高明的小说家的作品那里看到他们的身影和踪迹，更无法窥视到他们真实的想法。他们把自己扮成局外人隐藏得无影无踪，神秘而无所不能。像卡夫卡、博尔赫斯，即使他们只是摸到大象的一根汗毛，但别人确信他们已经看清了整个世界。
我不迷信现实。现实是窄小的、局限的、坚硬的，但虚构是无限的、浩瀚的和细软的，小说必须是从现实出发最终回到虚构本身。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便是虚构能力。虚构是需要想象力的，只要学会想象和虚构，才会区别于普通的“瞎子”，摸到的大象才是真正的大象。去挑战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世界吧，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才最迷人最有吸引力。格林厄姆·斯威夫特鼓励年轻作者大胆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创造远离自己生活的世界。陌生的甚至并不存在的东西虽然写起来有隔阂，碍手碍脚，但当你摸到了它的命门，感觉到了它的奥妙，便能披荆斩棘、兵不血刃地闯入一个浩瀚的世界，此时你不再是小心翼翼地触摸大象的大腿，而是骑在大象的背上纵横驰骋，那是庸俗者永远也无法体会得到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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