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诗”
舒芜指出：“韩愈虽然担当了杜甫的继承者的使命，但他永远不能像杜甫那样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共甘苦。他的视野，他需要反映的世界，比杜甫狭小得多。因此，他从杜甫那里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的镵刻之笔，铺张之文，就不全是用来写实，而是用于艺术的夸张。”
这样，韩愈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要在夸张的程度上塑造一种新的美，便表现出两个最突出的特点，其一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追求“不美之美”；其二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是韩愈对诗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舒芜指出，韩诗中“狠重奇险”的境界，“实质上就是用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征服那些通常认为可怕可憎的形象，以及其他种种完全不美的形象，而创造出某种‘反美\’的美，‘不美\’的美。”
韩诗中好用舂、撞、劈、鑱、戛、崩、刮、剁、捩、拗这一类的动词，就是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的反映。
现实里面，污浊的泥沟并不美，韩诗中偏有这样的描写：“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赠张十八所居》）干涸的河床并不美，但韩诗中偏有这样的描写：“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此纵有鱼何所求？”（《赠侯喜》）其实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如《古意》极言太华峰头莲花莲藕之美，而终于求之不得。《佝偻山》极赞禹碑字画之美，而终于寻访不得。韩愈把这些丝毫不美的景和事写入诗，使之成为“不美”之美，正是他的创造。
舒芜说：“所有这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硬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这就是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的具体内容。”
韩诗的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的散文化，就是努力把诗写得不像诗，倒像文章。韩诗的散文化，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表现在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追求反对称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在长篇古体诗中往往彻底散行，没有一个骈偶对仗，遣词造句力求生僻。
韩诗的散文化还包括“以议论为诗”。例如《荐士》一篇全是议论，前半概论中国诗歌史，高瞻远瞩；后半接连用了许多比喻，把贤士要有人提携和进贤要抓紧时间的道理，从各方面说得透彻。这样发议论的诗拓宽了表现领域。
韩愈诗歌的失败之处在于“狠重奇险”过分发展，更多的是没有掌握好分寸，超过了“美”的界限，就成为“恶态”，甚至成为“杀气”，成为败笔，如《月蚀》、《题炭谷湫祠堂》、《叉鱼招张功曹》等诗，表现出似乎对屠杀、流血有一种特别的欣赏，而一旦有了杀人之权，就更加可怕。《元和圣德诗》津津有味地描写刘闢被俘以后，凌迟灭族，刑场上如何屠戮妇孺，如何尸骸堆积，如何对刘闢挥刀碎割，十分血腥。这是恶性追求“狠重奇险”，成了赤裸裸的刽子手文学。
这并不仅仅是艺术上分寸没有掌握好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尽管韩愈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他的气质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躁急褊狭，无容人之度；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
他在诗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褊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就是热衷利禄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愈演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因此，在他的精神状态中，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年），他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他在诗中再三再四地提起，对于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都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篡位的罪名硬加在王叔文头上，希望将王叔文凌迟灭族，其用心是太可怕了。
舒芜说：“文学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未必容易察觉；只有气质和精神状态，往往流露在作品中而不可掩。”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古代大作家中，韩愈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是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解放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既看到韩愈气质和精神上的庸俗性，又肯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从而将对他的评价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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