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文化思考之孝道
■陈茗屋
与端午节有关的古人，除了屈原，还有两位，就是伍子胥和曹娥。曹娥是位孝女，她的事迹感天动地。三国曹魏名士邯郸淳所撰《曹娥碑记》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祖先）与周（姬姓）同祖，末胄荒流（年代久远），爰兹适居（迁居于此）。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是位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潮神伍子胥）。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沿江痛哭呼父），旬有七日（第十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据史料记载，自宋代以来，历代政府对曹娥都曾大事褒扬。有位民俗学家却认为，十四岁的曹娥还是未成年人，虽然孝心可嘉，但投江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这样的观点令人哭笑不得，褒扬一位女孩试图救父的至孝，难道就是在提倡自杀吗？应该明白，曹娥投江，是为了救父，而不是自杀。我们所要提倡的，正是这种感人至深的孝道。
伍子胥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生平见于《史记》的本传。争论的焦点：他到底是忠臣良将，还是乱臣贼子？这个问题主要是看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对此，本文不作评论。我们关注的，是伍子胥的孝道。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带兵在外，他们的父亲伍奢被楚王打入死牢，楚王忌惮他的两个儿子，于是逼迫伍奢写信召唤，伍尚为所谓的“孝”，赴京被杀，伍子胥抗命流亡吴国，最后报了父兄之仇。我们来看“本传”中的这一段：
（楚平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子胥父）也。”伍尚（子胥兄）欲往，员（子胥）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同死），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受捕），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将要）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相对于伍尚的“愚孝”，伍子胥便是属于“智慧的孝”了。革命烈士杨超有首诗赞美了伍子胥的行为：“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后来，伍子胥是在吴王夫差的逼迫下，于端午节那天
刎颈而死的。有些专家试图从中发掘出复仇、傲骨、忠君等精神因素，这就偏离了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中寻找有利于当今社会积极因素的初衷。所以，伍子胥还是应该和曹娥一起，成为践行孝道的两个不同典型。
关于孝的准确定义，我们还是应该从文字着手，去理解去把握。“孝”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的略写，下半部分则是一个“子”，其意有二：一为背负父母，一为追随父母。这就是孝的具体体现。正如《说文解字》所说：“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提倡孝道，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有关孝道的论述，儒佛道都有。总之，百善孝为先，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中绝无争议的一个共识。比如汉朝的皇帝：文帝、景帝、武帝等，都是略称，全称应是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体现的就是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其中的孝文帝，是入了“二十四孝”的，“亲尝汤药”讲的就是他的故事。说到“二十四孝”那样的传统孝道，我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具体分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武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传统孝道更好地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认为，可以把传统孝道分为四类，即纯真的孝、智慧的孝、神奇的孝和愚昧的孝。纯真的孝与智慧的孝是传统孝道的精华部分。宋代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在遵奉孝道上做得很好。黄庭坚身为高官，家里想必不缺奴婢，但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天天为母亲洗刷便桶。这看似平凡的举动，其实却是感天动地的大孝行。假如我们站在母子双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是不难体会出这则故事的伟大之处的。《宋史》本传说：“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孝行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
由此我想到，端午节中所体现的孝道精神是应该大力发扬的。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停留在传统孝道的水平上，而应该努力打造更高层面上的、能够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的新的孝道。这就要求我们对孝道作出新的诠释。我认为，新时代的孝道应该具备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新时代孝道的本质是善良；第二，新时代孝道的方法是智慧；第三，新时代孝道的结果是和谐。
但是反过来，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又是建立在传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比如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非常美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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