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士人忧乐观之背景的检讨
与这一思路相类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个人忧患的经历，造就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司马迁含垢忍辱，以这些先圣先贤为精神寄托，只为完成《史记》这一巨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忍受奇耻大辱，写成了这一大著，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他开纪传体史学的先河，真正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标准。
我国文学史上，杜甫《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才华过人，命运多舛，遭人诬陷。文学史上常常是悲愤出诗人，乱世出佳作。
我国传统有所谓贬谪文化，优秀的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贬过，韩愈、苏轼、朱子、阳明等等，不一而足。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反映了当时的知识人的纠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人无时没有忧乐，为什么而忧，为什么而乐，何时何处当忧，何时何处当乐？范仲淹自己被贬，此文即为他的朋友、被贬的滕宗谅而写，同病相怜，有感而发。此文被千古传颂，实因世代都有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们“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以“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来麻醉自己。
我们对传统士人的进退维谷的生存处境，尤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我读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颇有感慨。朱子一生，起起落落，临终被打为伪学、禁学。他壮年时知南康军，不断抗争，为民赈灾。尔后，朝廷派他去浙东赈灾。束先生的书中写道：朱熹在浙东的作为与朝廷的愿望和目的越来越远，为朝廷所不容。朝廷是让他代表朝廷做出少许业绩以显示皇帝的深仁厚泽，朱子却真当回事，一定要“民被实惠”；朝廷本只让他赈济灾民，他却进一步要为民减赋免税；朝廷本只把这场灾荒看成是天灾，他却进一步看成是人祸；朝廷只认为这场灾荒责任在地方，他却进一步认为根子在朝廷甚至是孝宗皇帝赵眘本人；朝廷本只要他措置赈荒中的“事”，他却进一步要惩处赈荒中的“人”。朱子上状尖锐批评朝廷、皇上，最后为上所不容，终于倒了大霉。
明代王阳明的生命中也有类似状况。
从思想文化的背景来看，为范仲淹所高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就是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精神的活用，进而形成两宋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但孟子精神并不仅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面，同时还有对王权专制作批判与抗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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