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转向,在前半生就已埋下伏线
一九三八年,沈从文在昆明□禾刀
张新颖近日在推出《沈从文的前半生》的同时,对《沈从文的后半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自此,张新颖笔下的沈从文人生终于“圆满”,其笔下的沈从文形象也终以完整、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两部作品内容翔实、全面,考证严肃,证据可信,是全面研究沈从文心理历程和创作思路的重要著述。
张新颖将沈从文的前后半生的人生节点确定为1948年,这年沈从文已经46岁。严格意义上讲,三年前他已经迈过了前半生的人生门槛。但很少有人像沈从文这样,人生中有这般鲜明的分野,这大抵是张新颖以1948年为沈从文人生前后半生分界点的原因所在。
前半生的“饥饿”
沈从文一生创作过80多部文学作品,曾有文章称他“极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这是事实,那也是对他1948年前文学成就的肯定。此后他虽然也创作过《老同志》和《中队部》等文学作品,但他努力创作的这些应景文章均未能发表,反倒“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这足证“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
许多人只知道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沈从文并非天生就是一位对文字敏感的文学青年,从小也没表现出这方面的特别天赋,走上文学道路,更像是被生活所迫。
1917年7月16日,因为家境也因为百无聊赖,沈从文跟着本地军官杨再春进入部队。人生此时可以说是白纸一张,也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至1924年8月决定前往北京求学前,虽然这段时间沈从文或多或少从事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工作,偶尔对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后期对器物鉴赏也有爱好,但更多时候沈从文因疲于解决肚子饥饿问题,而不得不四处奔波,见识了太多的人头落地,甚至有点见惯不怪。
好男儿志在四方。大道理很好懂,也极易激发起年轻人的勃勃雄心,不过,一旦离开父母,远走他乡,再宏伟的志向,也得有赖于基本生存问题的破解。这也是沈从文来到北京后,首先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沈从文拼命写作,一开始并不是真就因为创作欲望强烈到无法自制,反倒是他的生活太过窘迫,几乎陷入绝望的边缘——性格过于内向,注定他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地方不太可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码字的好处是可以免去与他人交流的烦恼。
沈从文开始进入文学道路时至少有两大“贵人”不可或缺,即郁达夫和徐志摩。徐志摩对他的写作帮助最大,郁达夫则给了他坚持创作的希望。郁达夫不仅请极度饥饿的沈从文吃了顿饱饭,还将剩下的钱留给了他,更主要的是他鼓励沈从文继续写下去。一盏原本微弱得即将熄灭的灯,就这样被重新点燃。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932年,被未婚夫抛弃的萧红挺着大肚子困于哈尔滨的旅店。万念俱灰之时,萧军出现在她的眼前。如果不是萧军,中国近代文坛很可能失去一颗璀璨的新星。不难看出,无论是后来的萧红还是1924年的沈从文,在尚未迈入文学门槛之时,饥饿问题如影随形,文学更大程度上只是他们求生的一根救命稻草。或许可以依此类推,那个年代也许有更多年轻人遭遇过他们这样相同的经历,只是因为后来没能走上文学道路,抑或在文学方面无甚建树,自然未能载入文学史册,毕竟历史更喜欢眷顾名人。
张新颖在本书中一再强调沈从文的“饥饿”状态,这并不会抵消掉沈从文的文学光芒,只会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平实、更加可信的沈从文形象。事实上,后来驶上文学创作快车道的沈从文,饥饿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哪怕是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有了教师这样相对稳定的职业。肉体的“饥饿感”不再令他绝望,而文学上的“饥饿”感却迅速发酵。
沈从文终于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强烈到几乎不管不顾的地步。长期以来,对他的各类批评络绎不绝,有的甚至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比如因为没有正式学历,他在应聘时屡屡遭到学历歧视,刘文典甚至当面讥讽他。作为一个内向而又敏感的人,沈从文对这些鲜见激烈的反应,至少从各方面的文字记载看不出明显的痕迹来。
有趣的是,面对对他作品的批评,他常常表现得极为“亢奋”,甚至像勇士一样积极“应战”,哪怕论战对象是鲁迅这样的名人。当然,沈从文的“交锋”并不是出于意气,而是基于文学本身。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批评越多,他的创作“饥饿感”越发强烈。如果说肉体的“饥饿感”迫使沈从文开始码字糊口,那么创作的“饥饿感”则驱使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耕越勤,越耕越深。
如此看来,沈从文并非一个畏惧批评的人。他甚至乐于论战,但前提必须是基于文学。这大抵是沈从文前半生笔耕不辍的原因所在吧。
后半生的“转向”
1948年暑期,在同二子“虎虎”的一次对话中,沈从文兴致勃勃地表示,为追赶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一定要努力”,再“写个一二十本”。此时,内战正酣,沈从文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越来越绝望,被郭沫若批判为“桃红色文学”的代表,更直接决定了他此后被边缘被批判的命运。他深深感到了悲剧性的宿命,他最终的选择是切脉自杀,幸而被及时发现。
1949年1月,沈从文写道:“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见季羡林《悼念沈从文先生》)。自杀事件平息之后,沈从文毅然割断了赖以成名的传统文学情结,一头扎进文物历史研究工作,从“悲剧转入谧静”。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受文学熏陶多年并颇富成就的作家,沈从文心底绝不会否认文学和文字的意义。但出于对他人、家人和自己的必要保护,沈从文除了努力争取一点自保希望别无他法,尽管这样可能损及此前呕心沥血积攒起来的文学声誉。或正因这些谨慎,老迈之年虽历经磨难,但沈从文总算得以苟且偷生。而同样遭遇的老舍先生投向了未名湖,以悲剧收场的文化名人还有吴晗、邓拓、傅雷夫妇、翦伯赞、杨朔等。
自杀事件后,沈从文“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从书中难以寻觅沈从文这种转向的学术动机,但与文学创作面临的风险相比,这种转向可能更为保险,并有先验可循,比如郭沫若就曾凭借《甲骨文字研究》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不过,恐惧归恐惧,隐藏在心底的那些文学情结怎能不“蠢蠢欲动”。1950年后他先后创作过《老同志》和《中队部》,也写过一些应景诗,然而,这类既不能真正割断传统文学血脉,又无法真正对接新兴文学的作品,难免两头不讨好。好在沈从文因此增添了一层层保护膜,哪怕薄如蝉翼。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更多“作品”是那些应付各类批斗的检查。“从1966年7月到1968年12月,他就做过六十多次检查”,“共被抄家八次”,直到最后实在抄无可抄。接下来又被发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研究工作停摆。沈从文的作品和个人变得更加敏感,连原来抢着出版其作品的出版社因规避风险也不得不撤销计划。
他不仅自己敏于写传统小说,面对那些频频登门虚心请教写作乃至写字之辈也均冷言相劝,连“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请他提供自传稿”也被他“谦虚”地拒绝。他努力与自己的前半生进行切割。
与国内视沈从文作品为“牛鬼蛇神”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海外,其作品逐渐走热,不仅在欧美日多个国家相继推出,关于沈从文作品乃至个人的研究著作亦纷纷面世。可谁又能料到,当研究这位老人和其作品正上升为一门学问时,主角却深陷人生困局。某种意义上,这种“外火”,也会进一步加大沈从文精神上的负荷。相较而言,没有什么政治风险的学术研究,不仅可以使沈从文免去诸多干扰,同时也是他缓解压力的重要精神出口。
笔者注意到,类似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为个人研究界限的著作近年来并不鲜见,比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梁漱溟的最后39年》《马寅初的最后33年》《顾准的最后25年》《傅雷的最后17年》《丁玲的最后37年》……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并不会有太过鲜明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分野,也鲜有像沈从文“切脉自杀”这样的标志性事件,之所以后半生(或同一历史时间界限)成为一种模式化研究,因这种时间区间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与前半生有着鲜明的差别。当然,这些区别往往与前半生的主动努力奋斗截然不同,更多时候只是疲于应对突然而至的恐惧,有的因无法承受于是草草了结性命。
沈从文在煎熬中最终走出了饥饿,也走出了时代的悲剧。恢复了声誉的沈从文,其文学和学术地位均得到应有的认可。然而,此时他年事已高,虽多年投入文物历史研究亦富成就,但《边城》的那种创作激情早就被岁月打磨光圆。况且岁月不饶人,后半生他还深陷高血压的肉体折磨。
记得曾有人讲过,苦难出文学,但如果苦难超出了常人的承受范围,别奢谈创作,坚韧求生兴许才是最大的命题,比如后半生里的沈从文,以及有过同样经历或消逝于那个年代的诸多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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