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流动的《繁花》 改编成舞台剧是它的第二次生命
6月6日，作家金宇澄、艺术家向京以《流动的繁花》为题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分享会。6月21日到24日，根据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舞台剧也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
在当天的分享会中，金宇澄聊到了《繁花》的创作缘起和写作过程，及他安置在《繁花》中的一些巧思及文学创作的探索，此外金宇澄和向京也就《繁花》改编成舞台剧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等进行了分享。
金宇澄（左）和向京
多年后回望生活，最有意义的就是今天的琐碎
《繁花》于2012年开始发表，2013年3月份出书，迄今已有五年多，但讨论的热度仍不减。金宇澄在分享会上回忆了最初创作《繁花》的过程：他看到朋友在一个网站上写一些有名有姓的人的故事，“我当时在想，没名没姓的很多人好玩的事情很多。我就取了一个网名叫独上阁楼，然后用这个名字开始讲故事。因为我发表文章的这个网站上的人都在讲上海话，我就也用上海话来写。”
金宇澄讲到在他开始写作的那段时间中，“有一天我经过上海作家协会附近的一条桥的桥底下，看到有一个岁数很大的女人在摆地摊，在卖小孩的鞋袜之类。我仔细一看惊呆了，这个女人我记得在1970年代曾是上海静安这个街区的最美的美女，没想到四十多年后的她像现在这样。还有一个使我感觉震撼的就是时间的流逝，时间会改变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步，假如不是在此，是在哪一个高级的场所遇到她，因为有过去的对照，我同样会感觉震撼。”
很多对于《繁花》的讨论都集中于小说的写法上，因为它和我们习惯的带有西方小说的叙述方式、语言都不大一样。曾有作家指出《繁花》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金宇澄在现场回应道：“《繁花》是一个超级市场，你进去以后完全是自己选择。在小说创作中你越是强烈地推荐自己的立场、观念，越是有时效性，隔一段时间来看越是没有美感。”
金宇澄谈到，《繁花》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非常世俗的故事，“一开始一个通奸的故事，这个故事结束后，就是两个人对话，沪生就说：这个男的把自己不穿衣服的妻子拖出来，太不像话了，法国人妻子如果有这个事，他（丈夫）就会把房门关上。然后又说道，圣经中的故事说一个妇女犯了错误，要把她用石头砸死，上帝就说，你们哪一个人是干净的，你们就去砸。所以《繁花》中我放置了每一个人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态度与不同声音。”
“《繁花》里面有很多在饭局里讲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去改变和塑造，只是各种有意思的场面写出来就可以。文章的结构会变成里面含有一新一旧一新一旧的故事这种结构，而最有价值的就在这跳跃之间。”金宇澄说。
金宇澄说，多年以后我们回望生活，最有价值的不是被过分拔高的事情，今天看来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多年后看一定是充满意思，“《繁花》里都是饭局，根本不是什么鸿门宴，什么较量，都是像我们时常碰到的饭局一样，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事。但是若干年后，有人说我给你看一盘十年前你吃饭的录像，你要不要看。你肯定说，我根本不记得了，证明你认为它完全没有价值。当这个人打开录像带给你看，你一看就惊呆了，那一天是怎么样，这个人已经怎么样了，那个人怎么样了，你看了以后当天晚上说不定会睡不着觉。”
金宇澄说他很反感的一个词叫塑造任务，即把各种各样的特点贴到一个人身上去，好像写作可以洞悉一个人的一生，“我活了六十多岁，一辈子也没有了解一个人，我们以前的小说里面都是全能视角——这个人他怎么想，他家乡怎么样，或者他心里有隐秘的什么事，另外一个人怎么想。这样的小说本身就给你一个误判，以为人是可以被了解的。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我和你爸爸之间的感情就像水晶那样透明。我爸爸九十多岁过世以后，我妈妈拿出一堆信，说你爸爸八十几岁的时候和一个老先生来回的通信说的那些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实际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有限的。”
金宇澄也认为全能视角需要被放弃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互联网的发展与信息的发达。“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这是过去没有的。实际现在已经是虚构写不过非虚构的时代。非虚构太精彩了，我们虚构反而一做就简单化。故事的纹理、褶皱都没有了。因为写作者不可能调查这么深，什么事情都知道。你觉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实际大家立刻都知道了，你怎么来体现你的想象力、你的虚构能力？你只能从最简单的方式做起。”
上海话不应该是障碍
本次对谈以“流动的《繁花》”为名。对于即将改编成舞台剧的《繁花》，金宇澄谈道：“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我真的觉得这是它第二次生命，它已经流出小说之外，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些都在我写《繁花》预料之外的。包括改编时他们也做了大量的考据，过去穿的衣服和妆容等，我只能简单地说是乐观其成。而且我不会过于挑剔，没有一个小说可以用其他方式还原，电影和舞台剧都是另外派生的东西。”
《繁花》的改编中一个让大家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语言的使用。“《繁花》改编电影时，我和王家卫导演讨论过，导演一开始就坚持说：我们要说上海话。我说非上海的观众怎么办？他说你看韩剧都看的那么火，都不会有问题吧。虽然是这么说，同时我们双方，包括话剧也是，我们都在深深地觉得用上海话有它的好处，但同时又有一种担心，怕观众会觉得不好。”金宇澄说。
“但是我观察发现最近五年，各地对方言的兴趣也比过去要多得多。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趋同化现象实在太明显，大家都用普通话，思维也跟着趋同。实际上语音最能代表一个地方，我在写《繁花》时，就在努力跳出普通话思维，到最后写两大桌人一边吃饭，一边吵架。琢磨他们的语言时，我就跳到方言思维，方言很有力量，实际也是给这部剧加分的。”金宇澄说。
艺术家向京也认为语言本身不是一个障碍。她认为故事发生的个人命运、集体命运，作为中国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况且《繁花》还有很强的故事感，很容易被卷入其中，是可看的，可观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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