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塞罕坝六十年代第一批东林毕业生 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正是因为有了劳动者，大地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因为有了劳动者，山间才会播种下片片绿荫。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沙起好荒凉”的沙地荒原，到如今守护京津的绿色长城；从“一棵松”到世界最大的人工林海；从飞鸟不栖、黄沙遮天到苍翠连绵、绿水潺潺……塞罕坝之所以成为“华北的绿宝石”，正是因着几代劳动者矢志不渝的艰苦奋斗。
在塞罕坝还是一片荒芜的1962年，作为以林科为优势的东北林业大学就派出了47名优秀学子踏上这片土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了属于塞罕坝的绿色奇迹，用艰苦奋斗的东林精神标注了无私奉献的塞罕坝精神。他们有的一生扎根在这里，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有的辗转调到其他林管局，为生态文明贡献着绵薄之力。
日前，我校记者追寻着47名塞罕坝上东林人的足迹，寻访到一生没有离开塞罕坝的李信和妻子高瑞霞，在河北省林业厅退休的李兴源，在塞罕坝工作二十多年的吕秉臣、葛清晨，以及首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文仕、现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向忠、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工会主席朱立新，听他们详细讲述在塞罕坝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个人是渺小的，但是在这个集体里，我做了一件大事，东林人做了一件大事。”吕秉臣的感叹不仅是立志“把河山妆成锦绣”的东林人的铿锵誓言，更是他们立足时代、砥砺前行的行动见证。
进发，目标塞罕坝
塞罕坝是一个蒙汉混合语，意为美丽的高岭，坐落在全国著名旅游城市河北省承德市最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总面积近一千平方公里。
在三百多年以前，塞罕坝及周边地区也是草木葳蕤，獐狍野鹿出没之地。清朝初年，康熙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公元1681年设立“木兰围场”，使这里成为清王朝展示军力、训练官兵、威抚外藩的重要场所。
随着清王朝没落，大批流民涌入，肆意垦荒，使塞罕坝元气大伤。后又经军阀匪寇劫掠，塞罕坝上的森林荡然无存。塞罕坝的肃杀凄凉让风沙紧逼北京城，沙粒子砸在脸上生疼生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专家形象地说，“如果这个沙源阻挡不住，就相当于站在屋顶上向院子里扬沙子”。
1961年，为了破解风沙南侵的难题，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刘琨和专家们的反复论证，认为在塞罕坝上种树，可以竖起一道绿色的屏障，阻挡风沙的南侵。
经过一年的规划设计，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时任承德地区专署林业局长的刘文仕受命担任第一任场长。他上任之前就明确了机械林场的四个任务：人工栽种林木，建立京津绿色屏障；培养、储备优秀林业系统技术骨干和专门性管理人才；开创并总结创办机械化林场的经验，以供全国推广；培育中小径级用材，支撑国民经济发展需求。
祖国的需要就是东林学子奋斗的目标，当国家的呼唤传到了东林，学生们沸腾了。
1958级学生毕业时正好赶上建设塞罕坝。东林时任院长刘成栋鼓励学生们为了祖国的需要贡献自己的青春，让大家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火热建设中。刘院长在典礼上的致辞，奠定了47位塞罕坝东林人的生命底色。“刘院长说，人在35岁之前一定要干出点作为。后来到塞罕坝，我就想一定要按照刘院长说的，在塞罕坝真的干成点事。”李桂生将上坝的决定告诉家里人，却遭到了强烈反对，比起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的塞罕坝，家人更希望他选择条件优渥的大城市，但李桂生近乎执拗地坚持了最初的决定：“我们这一届一百多人，只有6个党员，我是党员啊，必须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要是党员都怕苦怕累，那还能干成什么事业呀？”
刘文仕回忆说，1962年秋至第二年春天，建设者们陆续来到塞罕坝，东北林学院、白城机械化林业学校、承德农业专科学校、从国家林业局和承德当地抽调的技术人员加上坝上原有的职工，384人的建设队伍就这样组建成来了。“这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最初班底，这些人中，只有东北林学院的47人是真正学林的本科毕业生，他们为塞罕坝的建设立下了功劳。”作为场长，刘文仕从一开始就对东林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寄予厚望。
困难，比想像更多
记者追寻着47位东林毕业生的脚步，以围场县为出发地赶往塞罕坝机械林场。两地直线距离约60公里，实际车行90余公里，行车时间约40分钟。途中记者勉强适应着中耳内外气压不平衡造成的痛感，司机杨秋贵师傅解释说：“到坝上等于海拔上升了1000多米，对气压变化敏感的人会不舒服。塞罕坝人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普遍偏高，就跟这个海拔变化有关。”
1962年9月到次年，47名东林毕业生向塞罕坝进发的时候，除了要适应海拔的变化，更要在沙土路上持续颠簸——他们坐火车从哈尔滨经北京倒车至承德，然后搭乘汽车到围场，记者花40分钟走完的柏油路，他们却需要在盘山的沙土路上颠簸8个多小时。
“围场县说是县城，但是条件太差了，满大街只有一座两层的小楼，又小又破败，我们都管那叫“鸟笼子”。”葛清晨毕业后结婚生子，比同学们晚了一年上坝，他与妻子在围场县住了三天，因此别其他人更多了一点直观的感受。那段颠簸的土路，在夏天还能通行，冬天大雪封山，要想出入，只能赶在落雪之前。李兴源回忆说：“后来有女同学在天冷的时候上坝，早晨从围场出发晚上才到坝上，脸上身上都是冰碴子，下车都冻哭了。”
刘文仕将毕业生们安顿在大唤起林场和阴河林场，这两处条件相对较好，他希望给大家充裕的时间适应环境。一个月之后，47名毕业生被分散安排到育苗、抚育、运输等各个技术岗位。
坝上本地人保留着很多满族习俗，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东林毕业生在老乡的眼里，是一群干净、有礼貌的学生娃，脏活累活抢着上，老乡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时常给他们送点山货和自制粉条。“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但群众总给我们送吃的，我们一直不收。有一次大队书记半开玩笑半急眼地说，你们大学生咋那么见外呢？”吕秉臣说，至今记得老乡邀请他一起吃饭的诚挚和热情，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张张朴实黝黑的笑脸，迅速拉近了东林人与老乡的距离。
1962年，高瑞霞经人介绍与李信相识，她一眼就相中了这个高大英俊的大学生，感情迅速升温，同年末两人组建了家庭。“李信到东北调种子，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坝上雪厚，有一次孩子掉到雪坑里冻住了，好不容易挣出来，回家抱着我大腿哭。”“下大雪的天上山伐木，坐在地上拉大锯，下山的时候毡疙瘩都冻上了。”高瑞霞说，作为家属，女人们除了操持家务，教养子女，也和其他人一样参与林业劳动，人工造林、苗圃作业、树木抚育，这些苦活累活处处都有家属们的身影。
葛清晨比同学们晚一年上坝，却比别人多了一份牵挂和揪心，坝上的条件没办法让妻子安心度过哺乳期，他们只好将还在吃奶的孩子留给老母亲照顾。1964年，葛清晨的第二个孩子在坝上出生，因为缺乏营养奶水不足，他到老乡家里买冻的牛奶坨，回家融化过滤熬煮，再喂给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家小二个儿矮，就是因为小时候营养跟不上，我真是挺对不住孩子的。”说起孩子，葛清晨歉疚地微微低下了头。
李桂生1964年被调往东北林区，同他一样被陆续调离的还有几名同学，他们在坝上的时间虽然短，但是经历的艰苦环境却是一致的。李桂生在总厂负责造林设计，有时候考察地比较远，他们就驾着牛车带上铺盖卷、粮食和锅，在考察地歇宿。
塞罕坝的野兽很多，吃着饭发现房梁上趴着一条蛇的事时有发生，但是同“与蛇共餐”相比更为恐怖的，则是遇上狼了。有一次，吕秉臣骑马去总部，一匹狼堵在距离他二百米的路中间。吕秉臣所在的凉水苗圃，因为位置偏僻，圈养的羊曾两次遭到狼群突袭血洗，造成很大损失，虽然他从未和狼正面遭遇，但是他了解狼的习性，他挺直了身体，大声叱喝，挥舞马鞭制造刺耳的声音，狼虎视眈眈地后退，直到一人一马距离它仅有四五十米的时候才不紧不慢地溜走。
47名东林毕业生的工作地各不相同，很多地点交通不便，因此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交流谈不上频繁。葛清晨在总厂工作时，他的家也就成了东林人的聚会地点。有一次他打算用高压锅炖牛肉土豆招待来总厂办事的同学，“嘴馋了，没等泄压就打开了锅盖，那肉汤、土豆喷的到处都是，捡起来用水涮涮，入锅重新炖。”
在受访的东林毕业生当中，葛清晨是接触行业最多的人，围绕着林业，他做过政治工作，搞造林设计，修过公路，从事过计划财务工作，担任过林产业经营管理者。这个黑龙江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塞罕坝和河北省林业事业，退休后留在了石家庄市。
1969年，林场遭遇了雨凇灾害，树木被压弯、压折。在清理受灾林地之后，折断的树木让塞罕坝人动起了脑筋，这些树木虽不成材，但是仍然可以利用起来作为附加生产值获得利润。在这样的背景下，葛清晨从造林设计技术员的岗位被调到木材加工厂担任厂长，生产缝纫机用的缠线木轴芯，工厂建设、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自己控制，自负盈亏，厂里几十号员工的工资，全指望他一个人掌舵谋划。
木材厂的起步阶段非常艰难，葛清晨还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学林的人搞生产经营肯定不成，要不了多久就得告饶。这些闲话，他咬咬牙，权当没听见。厂里没有专职的电工和维修工，工厂电线都是他亲自带着人架设的，电机坏了，自己修!刀具钝了，自己磨!
意外事故给葛清晨的拇指留下了永久的伤疤，而另外一次意外，还差点要了葛清晨的命。那是一次维修机床的时候，一个惯性轴碎裂带着巨大的冲力向葛清晨飞过来，他本能地向一边躲闪，惯性轴堪堪擦着他的头发丝砸到对面的墙壁，随着“嘭”一声响，墙面被砸出一个深坑。“当时的确吓坏了，如果不是我躲得快，这一下砸到头，那什么都谈不上了。”隔着几十年光阴，葛清晨说起这件事仍然心有余悸。葛清晨带着东林人特有的执著，用自己的正直、严格，让木材加工厂年盈利达到8000元，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李兴源也遭遇了与葛清晨一样的困境，当时他所在工厂里的锅炉是前苏联进口的，对应的是不低于5000大卡的优质煤，用土话说这锅炉“只吃细粮”，但现实是坝上没有优质煤炭，可是又不能为了换煤而将锅炉废弃不用，只能想办法对锅炉进行改造。李兴源琢磨来琢磨去，想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借喷水提高燃烧率，利用水泵持续定量喷水，让进口锅炉不再“挑食”。为了从抽水到喷水的过程持续不间断，李兴源又经过一系列实验和论证，经济快捷地解决了难题。
面对挑战，东林人从未退缩。事业艰难，东林人长风破浪。塞罕坝，将青涩的大学生锤炼成了敢打敢拼不畏压力的林业工作者。东林人，将塞罕坝改造成森林茂密水草丰沛的绿色明珠。
技术，东林人先做标准行
要想让塞罕坝的生态得到恢复，种树是第一步。在建设初期，造林的树苗都是从外地调集的，但长途运输无可避免地会让树苗失水，这极大降低了造林成活率，作为坝上仅有的本科学生，东林人不仅是技术员，要筛选种子、就地育苗，还要研究各树种的生长适应情况，让树木在塞罕坝扎根、成活。他们在实践中发明的“全光育苗法”，可以让树苗集体抗逆，抵御恶劣气候的摧残。
调集种子的工作很艰巨，包括葛清晨、李信在内的不少东林毕业生参与了到外地调集种子的工作。1966年前后，坝上一块地种植落叶松没有成功，葛清晨因此受命到黑龙江省调集樟子松种子，当时树种受到国家管制和保护，不可能在市场上买得到，他想来想去，把主意打到了在黑龙江省林业厅工作的同学头上，硬着头皮天天去林业厅软磨硬泡，人家上班他就跟着进去，人家下班他就离开，过了一个月，才捧着9斤珍贵的种子回去，让樟子松在塞罕坝的土地上扎根。
有了种子，育苗工作才真正开始。育苗是让塞罕坝人最苦恼的工作之一，在出苗和天气变化的时间节点，要不眠不休地观测气象和看护幼苗，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会导致满盘皆输的结果。各分场的技术员几乎都是由东林毕业生担任。
在建场之初，塞罕坝无霜期平均为52天，开春播种的时机必须把握好，既要保证幼苗有足够的生长时间以对抗严冬，又要保证幼苗不会才钻出土地就被冻死。春播最理想的状态是，气温刚好，种子也刚巧达到裂口而没有抽芽的状态。
可以说，没有一个技术员能在春播前夕睡一晚整觉。如果观测到气温上升得快，种子状态还不够，就得把火炕烧热，催促种子早点从睡梦中醒来，如果观测到气温仍然很低，而种子已经有抽芽的迹象，那就得调低环境温度，延迟抽芽时间。
播种敷土也是一项技术活，东林毕业生们特意跟有经验的林业工作者学习过，拿筛子敷土时还有一句口诀“大筛大晃，小步轻移”，这是为了敷土薄厚均匀，既能防风保暖，又不会限制树苗抽芽生长。到这里，技术员并不能歇一口气，他们要随时观察温度变化，如果头一天夜里温度降到2℃，预示着第二天霜冻即将到来，技术员点火升起烟雾以驱散水汽。
全光育苗法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被摸索出来的。
“在学校里学习的是遮阴育苗，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遮阴育苗确实出苗率高，但是苗木变得脆弱，经不了风雪，生长不好，存活率低。”以往的林科指导性教材介绍落叶松是阳性树种，幼苗期耐不了高温和阳光直射，通常采用遮阴育苗法，但塞罕坝的高寒气候让遮阴育苗法走到了死胡同。李兴源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在育苗期采用全光，经过多次试验对比，全光育苗的落叶松树苗反倒更为茁壮，更能适应低温干燥的自然环境，这也是国内首次在高寒地区取得全光育苗成功，经过三四年的大胆实验和谨慎求证，全光育苗法被全面推广。
实际工作中，李兴源还发现育苗期的落叶松并不惧怕低温，只要保证足够的密度，还能让树苗集体抗逆，抵御恶劣气候的摧残，不需要额外做保温工作，极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就这样，通过早春播种、夏秋管护、冬季雪藏，东林技术员育出的幼苗棵棵壮实。
“侧根发达的树苗，我们叫做“包禄”胡子，长成那样的都是好苗子。”李兴源告诉记者，包禄也是东林毕业生，因为留着一把小胡子，被调皮的同学们拿来形容侧根发达的一等树苗。塞罕坝落叶松树苗的高和地径比不超过70倍，上面像个矮胖子，苗株短粗，下面又像大胡子，根须发达，这才能称为一等苗，这个标准比林业部高很多，要达到这么极致的标准，离不开技术员们的科研攻关实力和辛勤工作。
塞罕坝的东林人有一项共识，虽然咱的职务叫做技术员，但是绝不能光搞技术。技术员们不但要把握技术要领和时间节点，到干活的时候，还得一马当先做标准行，根据技术员的标准要求其他人的工程质量。“那哪是技术员啊？技术员光管技术就行了，我们是技术得管，活得干，还必须要干得好，干得漂亮！”说起这段往事，李兴源和吕秉臣的自嘲里泛着波澜不惊的骄傲。
守护，防火防虫护绿海
塞罕坝的森林大多为人工针叶林，林下、路边蒿草茂密，可燃物多。而且塞罕坝风大物燥，森林连片分布，一旦发生火灾，极易“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防火，是林场工作的重中之重。五十多年来，塞罕坝的零事故并非是零火情，只是通过严谨再严谨的工作让火情及时被消灭在萌芽之前。
坝上火种的来源，主要有当地人吸烟、烤干粮以及外来游客带来的火种。随着近几年旅游资源的开发，每年到此旅游的游客达到100万人次，且仍有快速增加的趋势。游客随手丢弃的一个烟头，都可能会酿成无可挽回的山林火灾，必须把这个可能性降到零，因此这里禁止吸烟，禁止携带火种，但这仍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在还没有降下大雪之前的初冬时节，塞罕坝仍处于防火紧要期，节假日不休息，不但护林员任务繁重，就连机关人员也要承担巡山防火的任务。此时搭乘汽车进入塞罕坝的人，会看到这样一幕：公路边上的护林员看到汽车驶来，会“唰”的扯开一面醒目的三角旗，上面“护林防火”的字样清晰可辨，这样的展旗提醒每隔几百米就会重复一次。
刘文仕、李兴源、李信等管理者都制定和参与过防火扑火工作的制度规范，那时候，就已经确立了“打早、打小、打了”的森林防火和扑救目的。
最开始厂长骑马巡查护林员在岗情况，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塞罕坝的瞭望台终结了“摇把子”，用上了无线通讯设备，几年前实现了4G信号覆盖，甚至为森林防火和扑火研发了APP，配置上定位终端，实现护林员的定位管理、实时监控、签到提醒等，提高了护林员的管理水平。随着技术更新，管理手段更为先进，但是“护林防火就是防人、管人”的中心思想没有变。“我们很多基本管理制度，护林防火、森林经营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很科学，这些都是第一代建设者留下的。”现任机械总厂副厂长张向忠说。
除了防火期，还有防虫期。保护区里基本是人工林，树种单一，虫害一旦泛滥，后果十分严重。
4月份是松毛虫上树的季节，那时候甚至能听到虫子啃食树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此时要密切观察虫害发生地点、面积、虫口密度等，一旦形成虫灾，立即投入扑灭。上世纪八十年代，塞罕坝实现了飞机大面积喷洒药物，为了喷洒地点准确，必须人工举旗标识地点，“不同颜色的旗帜代表的意思不同，我得坐在飞机上看旗子指挥撒药。现在好了，有了卫星导航，动动手指头就能确定喷洒范围，再也不用人工举旗了。”李信负责护林防火工作的时候，卫星导航技术还没有实际应用到林业工作中来，他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颇有些感慨和遗憾。
李兴源说，有一次松毛虫泛滥的季节，所有人都在高度戒备，却意外发现虫子莫名其妙地大批死亡，虫尸成团成堆的抱在一起，这些死虫被送到北京的科研机构鉴定，发现是某种病毒让松毛虫送了命，于是，塞罕坝人开始利用生物天敌防治虫害，尝试与科研机构联合利用病毒控制害虫数量，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用生物手段达到生态平衡。
一只害虫、一个火种都可能毁掉所有辛苦付出的成果，仅仅是谨慎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点热爱生活的好奇心、神来一笔的想象力以及勇于尝试的行动力。而这些，东林毕业生们都不缺。
在大雪封山的季节，虫害与火灾的危险基本不存在了，然而有一年冬天，李兴源发现好不容易成活的樟子松幼树遭到了老鼠的打劫，老鼠专门啃树皮，从远处看不出什么，扒开积雪才能发现雪下边的树皮都被啃干净了。等到万物竞发的时节到来，被啃了树皮的樟子松自然不可能再迎来春天。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老鼠还知道啃树皮躲着人？技术员们反复琢磨才搞清楚原因，原来老鼠害怕的是塞罕坝冬天的极低气温，积雪有保温作用，老鼠藏在雪里，比暴露在空气中暖和多了。找到原因，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林业工作者们人为挖开积雪，在林地里设置隔离带，老鼠怕冷，不敢钻出积雪，就这样，樟子松幼苗安全地度过了寒冷的冬季。
同样的，兔子也是落叶松幼树的威胁。“兔子啃落叶松的树尖，比镰刀切得还整齐，被兔子啃过，幼树就没法长大了。”李兴源说，对付兔子，只能发动群众的力量，请坝上老百姓上山套兔子，兔子皮毛还可以用来做衣服保暖，群众积极性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坝上兔子的数量总算控制下来了。
理想，在踏实奋进中变成现实
如今的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向忠的电脑里，有10几个G的资源被塞罕坝美图占用着。他骄傲地指着电脑屏幕说：“看，这就是塞罕坝，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张向忠介绍，塞罕坝的森林旅游事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塞罕坝林场转入营林为主、造林为辅的新阶段，开始探索多种经营之路，把发展森林旅游作为二次创业的支柱产业。1993年5月，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获批组建，1999年6月，塞罕坝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应时而生。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年入园人数由2001年的9万人次，增加到现在的60万人次，年旅游直接收入由原来的104万元，增加到现在的6200多万元。截至目前，公园累计接待中外游客超过520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近4亿元，年均纳税700余万元，每年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2.5万个，累计创造社会综合效益近30亿元，有力地拉动了景区周边乡村游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有效发挥了旅游扶贫、旅游富民的功能作用。
这些年，游客人数和经济效益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但是任何事业的起步阶段都是艰难的。“1983年是塞罕坝森林经营初创阶段，那时候的总负责人是东林毕业生李信，森林经营的发展方向、步骤、仍然在沿袭那时候制定的计划，非常有前瞻性。东林毕业生对塞罕坝建设有巨大贡献，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包括李信的儿子李大林在内的多位东林毕业生的子女，把建设塞罕坝当成毕生的奋斗理想，让东林精神牢牢扎根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这就是东林与塞罕坝的深厚羁绊。
而塞罕坝也从未忘记这些东林人。
38岁的杨秋贵是塞罕坝的一名普通司机，谈话里不经意夹带着林业术语，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了解和眷恋，让记者印象尤为深刻。他说“若没有第一代的高材生，也许没有今天的塞罕坝呢，也没有我呢。”
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张向忠说：“东北林大是全国有名的林业院校，有专业基础，建场初期就获得造林成功，与高学历人员充实进来是密不可分的。”。
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旅游开发公司工会主席朱立新这样说：“可以说没有东北林大的47个人，就没有塞罕坝的今天”。
现年91岁高龄的首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文仕说：“东北林学院毕业生上坝后，全部扑在技术岗位上，都是“扛大梁”的，他们对塞罕坝建设有巨大贡献。”
吕秉臣含泪感叹：“我个人是渺小的，但是在这个集体里，我做了一件大事。”他向记者介绍老照片上一个个年轻的面庞和照片背后的故事，那些青春挺拔的身影，现在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们在塞罕坝上奋斗的青春故事却从未褪色，他们用东林人的艰苦奋斗给塞罕坝精神标注了最鲜活的注脚，正成为一代又一代林业人耕耘山海林田、塑造美丽中国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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