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峰会”能否破译乡村善治密码？
美丽的花园村。 王江红 摄
□本报记者 樊邦平 文/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4月19日，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春光明媚，农业大咖云集。当日，农民日报社、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和花园村联合举办了“2018中国（花园）乡村治理高峰会议”，来自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三农”权威专家，以花园村的实践为切入点，在热议乡村治理实际、掀起峰会阵阵高潮的同时，更为广大“三农”工作者们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头脑风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有效则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从花园峰会出发，我们能否破译乡村善治的密码？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村民自治要充分利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遗产，而法治保障下的自治，关键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抓德治时要把党建摆在首位。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在乡村治理中，要充分认识到，自治、法治和德治这三大机制的动态变化，这三大机制的边界也是在动态调整的。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当下很多地方虽然有乡村之名，其实已无乡村之实，有的地方俨然已成为小城镇，所以不能继续套用乡村的治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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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亮点 钱多人多事情多，花园村37年小事大事不出村
村民家家住洋房，户户开小车，房前屋后都是花园，一个大村庄就是一个大景区。
这是花园村给记者的第一印象，4月18日记者参加2018中国（花园）乡村治理高峰会议，走访花园村时，被这里的现代生态气息所震撼。
“从1981年我们创办服装厂开始，30余年来，我们的人口从最初的不到500人增至如今的6.5万人，村民人均年收入从87元增加至12万元，区域面积从0.99平方公里变为12平方公里，全村营业收入达520亿余元，钱多、人多、事情多，严峻的形势考验着村两委干部们。”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告诉记者，花园村的办法就是坚持“五个不动摇”，即坚持党委领导、党员带头不动摇，坚持依法治村、民主管理不动摇，坚持发展工业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为民利民、惠民富民不动摇和坚持打造中国农村浙江样板不动摇。
为了搞好乡村治理，花园村还探索出了“小事一天内解决、大事三天内解决”的模式，实现了37年小事大事不出村的目标。例如，面对新老村民的矛盾纠纷问题，该村《村规民约》规定，如果村民与外来人员发生吵架，首先受到处理的是村民；如果党员干部与普通村民吵架，首先受到处理的是党员干部。“37年来，我们从小村变成了大村，但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不计报酬，不发工资，不拉选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邵钦祥自豪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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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实 乡村的人在变，制度在变，事情更在变
“当前，我国乡村正迎来一个巨变的时代，它集中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城乡要素配置和利益联结机制正发生深刻变革，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叠加，这些都对当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提出了新要求。”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会长尹成杰认为，在开展乡村治理工作之前，先要认清乡村的现实，这样才能精准施策。
“当下很多地方虽然有乡村之名，其实已无乡村之实，有的地方俨然已成为小城镇，所以就不能继续套用乡村的治理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有的地方人口聚居的密度已达到了城市标准，但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还是按照乡村的标准来执行，这就造成了财政投入与现实需求的不对称。
“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同，我们的乡村治理就要因村施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当前的乡村，人在变、制度在变、事情也在变，如有的村成为了空壳村，而有的村又成为了移民村，同时乡村治理的课题也转向了土地流转、村庄环境整治、农业补贴、集体经济管理等，最后治理主体也从过去的村两委主导变成了村两委与农村社会组织携手治村的格局。
这些变化为乡村治理工作带来了一些困境，于是有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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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问题 宗族势力干扰基层政权、村社干部权力集中、新老村民待遇不同
“除了一些面上的现实外，当下的乡村治理工作还面临一些具体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推动乡村治理，还需要排除宗族势力的干扰，并处理好村社干部的权力集中问题。
张晓山认为，乡村治理需要发挥传统价值作用，更离不开传统习俗的继承，但要果断摒弃农村宗族派系势力的影响，花园村在合并周边村时便打乱了新合并村原有的党支部，且不以原村为单位设支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此外，还要防止集体经济蜕变为“干部经济”，凡涉及村庄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和矛盾纠纷，都应由党组织牵头，组织群众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协商决定，形成的统一意见必须严格执行。
在叶兴庆看来，当前的乡村治理还面临着新老村民的待遇不统一问题和“经政社”难分开问题。农村社会是动态变化中的，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是严重倒挂的，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我们现行的集体产权制度是封闭的，新来的村民能否享受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呢？此外，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政府职能和自治职能在多数地方是三合一的，一个集体组织是一个市场法人，但同时它又承担大量的政府职能，比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然还有社区自治的功能，这种政企不分的现象对乡村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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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路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三治”合一才能有效治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那么在具体实践中，一个村又该如何发挥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呢？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乡村治理面临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统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在乡村治理中，要充分认识到，自治、法治和德治这三大机制的动态变化，这三大机制的边界也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叶兴庆认为，有些事情现在适合用自治的方法来解决，未来它有可能更适合用法治的机制来解决，现在法律有要求用法治解决的事情，就不能用自治来解决。比如在农民权益的维护、生态环境的治理、市场运行的规范这些问题上，就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使用法治的手段。
张晓山认为，乡村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体系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交织，构成了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村民自治要充分利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遗产，而法治保障下的自治，关键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抓德治时要把党建摆在首位。”张晓山认为，任何制度都要人来执行，要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首先是带头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住了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尹成杰认为，推动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工作，要加强村级党组织的建设，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思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要发扬基层民主，及时满足群众的各类诉求；要建立健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切实满足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最后要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在村一级增加更多的公共性服务。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但仅有道德又是无法实现自我治理的，因为它需要借助其他组织，如行政、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认为，乡村要通往善治之路，自治是核心，是其他治理方式的组织载体；道德、法律要发挥治理作用，必须借助自治。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自治是核心，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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