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为何迟迟缺位？
近日，几名同学实名举报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的沈某，指其性侵某班上女生，并间接导致该女生自杀。这是一件20年前的旧案，举报者认为沈某应该为此道歉。虽然包括沈某在内的各方陆续表态，但依然缺乏足以平息事件的具有公信力的说法。
还原事情真相，实为当务之急。无辜者不应蒙冤，施暴者不能得以逍遥。尽可能公开真相，是包括校方在内各方的最优选择。高校老师性骚扰学生争议层出不穷，该案为日益受到关注的校园性骚扰再添一例。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或者相关人开始打破沉默，对于营造反性骚扰的社会氛围，大有裨益。对此，各界应该以包容心态视之，并给予支持。
国际上，2017年各界掀起“MeToo”行动，呼吁遭受性侵者挺身而出，影响巨大。国内，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涉嫌性骚扰学生，校方查明事实后，果断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很快平息事态，学校公信力得以维护。
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典型事件，成为推动制度建设的契机。2014年厦门大学教授吴某性侵女学生事件之后，教育部即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禁止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直到彼时，中国高校缺乏性骚扰禁止性规则的历史才算基本结束。
但是，防治校园性骚扰，依然困难重重，前路漫漫。2014年教师节前后，200多位国内外高校学者和学生联署草拟并建议教育部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始终未有下文。
让人深思又沉痛的现状是：由于学院或学校相对来说是封闭的“小圈子”，其实，哪些老师习惯性骚扰学生，很可能“尽人皆知”，甚至“名声在外”。但即便如此，不少人依然我行我素，不乏惯犯，甚至以此为炫耀“资本”。另外，一些性骚扰事件虽然引起较大关注，且证据凿凿，高校也做出回应，但是，处理结果往往避重就轻，或者大化小，小化无，做出各种偏袒处理。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根源还在于缺乏有效的性骚扰应对和惩处机制。不止是校园性骚扰，职场性骚扰亦面临同样情景。中国无论从立法、执法、司法，还是预防、解纷机制，以及社会氛围，与相对完善的性骚扰防范应对机制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顽疾难去，只是中国性骚扰防治整体薄弱水平的一个侧面。
当前，中国法律尚无针对性骚扰的专门立法，只是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中首次出现“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原则性表述，而且，司法层面也存在“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等系列问题。原则性的“规则”，被束之高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禁止性骚扰只是其中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性骚扰受害者会选择沉默。“集体沉默”成了普遍现象，固然与文化、面子、利害权衡、教师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等因素有一定关系，但是，更主要的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足以令其信任且安全的申诉机制。缺乏具有保障性的申诉机制，还很容易给被骚扰者带来“二次伤害”。
不少类似案例多是通过网络曝光引发关注，高校内部以及教育管理体系基本没有建立起关于教师性骚扰学生的独立处理机制和明晰的申诉程序。当前，类似事件一般是由高校纪委或者其他事务管理部门负责。但是，这种内部监督机制究竟能不能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威慑力，恐怕要打个问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性骚扰”是错的，但是，怎么处罚犯错者，并不是完全基于原则或规则，而是加入过多其他案外或法外因素的利益权衡，甚至，有的高校还会采取“保护主义”策略。比如，有的性骚扰者可能是某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甚至也可能是学院、学校领导，如果因此被处理，很可能影响该学科的竞争力、评比、硕博士点申报等。又或者，某位性骚扰者恰恰是该校刚刚花费不菲价格引进的带头学者。又比如，有的性骚扰者是某位大师或学校大人物的得意门生或实力派接班人，受限于各种顾虑或大师求情。
本应诉诸于良知和法律，却偏偏选择了利益权衡。缺乏程序和机制，处理结果难以服众，性骚扰者反而有恃无恐。很多被举报者一路“升迁”，带来极其糟糕的示范效应。而且，并不会有人为此负责。《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规定，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但实践中，类似案例非常少见。
如何防治教师性骚扰学生，体现了一所高校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学生权益。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不只是看高校数量、教师水平以及论文数量等。一所无法保护好学生身心健康的高校，而侵害又来自身边伪善的老师，又从何谈一流？
（周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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