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散发弄扁舟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 蒋勇 摄
在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代，读到“人生在意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就有给李白敬酒的冲动。扁舟何去，自然是江湖；而为何散发？显然是来不及，或不屑于刷牙洗脸梳头束发，潇洒，自由，藐视从卫生到礼仪的所有文明规范，可能明明是一场灰溜溜的落荒而逃，却弄得像艺术范十足。“散发”可以直观地理解为披头散发，但若单独将“散发”拎出来，还有另一层深意，与魏晋人士吃药喝酒有关系。
关于魏晋文章的文学史叙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颇有影响，都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人物、诗文，文章风格与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关系，骨骼清晰，论述规范，但感觉还没有鲁迅的一篇讲稿来得生动更有趣，令人茅塞顿开，拍案叫绝。全世界都在为西施捧心而惊艳不已，只有鲁迅说，赶紧送医院，十有八九是心脏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之佶屈聱牙，让人喘不上气来，因为由讲稿整理而来，没有相应的典籍论证等学术格式，所以非常口语化，风趣流畅。对于鲁迅的学术借鉴的相关争议没有特别关注过，但我觉得无论是谁，首先提出相关观念的人都非常了不起。没有海量的故纸堆素材，没有高超的归纳演绎功夫和真知灼见是不可能得出如此符合常理的逻辑，同时又颠覆固有成见的智慧成果的，真好比从雾霾里提炼出了钻石。
那个时代吃“散”，是高档消费也是时尚消费，是身份的象征。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有关魏晋风流的好些现象便豁然开朗了。政治禁锢下的装疯卖傻是曲意抗争，而“散发”或假装“散发”则提供了表演道具。两者相辅相成，看似高蹈飘逸，实则苦不堪言。
正因为这样，他们并不愿意别人来模仿。“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至于嵇康，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更是到了如履薄冰的虐心的神经质地步。例如“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真的很难想象，嵇康那么一个放浪形骸的高傲的人，人格分裂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作为破坏礼教者，骨子里则是礼教的原教旨主义者。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鲁迅）在胡适看来，陶潜歌颂自然，和前代“散人”相比内心相对平静，也少不了装腔作势的嫌疑。即便是装，他装得如此自然，这就是手段的高明了。
还是鲁迅一针见血。他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
渴望“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人，多半是抱怨一下，休息充电，满血复活后再杀回来！
凌琪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唐代：李白
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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