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性骚扰 离打破沉默还有多远？
当前校园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站出来维权要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与阻力，社会和学校缺乏应对机制，使得受害人身处性骚扰或者更严重的侵害之中胆怯畏惧和保持沉默。施暴者往往还会利用师生权利不对等的关系，通过发表论文、课题申报、保研读博、就业指导等方式进行威胁，造成受害者不敢站出来维权。
2018年伊始，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举报信使12年前的一起校园性骚扰事件浮出水面。1月1日，旅美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公开实名举报她读博期间的副导师、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女学生。还有其他5名女性学生与罗茜茜一起公开表示曾遭受陈小武性骚扰。
北航随即发声，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对陈小武师德师风的问题反映及实名举报开展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1月11日深夜，北航在官方微博发布了对陈小武的处理通报，称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决定撤销陈小武的行政职务、教职及教师资格。
教育部日前也表示，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同时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小武性骚扰”案件的持续发酵再次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性骚扰事件的讨论。为何校园性骚扰事件屡禁不止，受害者为何习惯性保持沉默，一个理想的性骚扰防治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A 象牙塔下的“阴影”
有受访者对记者表示，通过与某些老师接触发现，真的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师德，有些人品性极为恶劣。
“看到罗茜茜的行动，觉得她非常勇敢，即便是过了12年，只要最终让坏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就是有意义的。与她们相比，我太软弱了。”北京某高校研二女生赵莹对记者讲述，经朋友介绍，她曾帮助外校一个副教授职称的中年男性教师做一个处理实验数据的项目，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微信联系，也偶尔见面讨论。“刚开始的时候很正常，只是讨论工作，时间长了他会询问我一些私人问题，我只当作是师长对学生的关心，可是后来就出现一些挑逗性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这些话夹杂在正常工作讨论之中，时不时冒出来一句。”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不回应当作没看见，而且还尽快删除聊天记录，好像删除了，那些露骨的话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其实是自己骗自己。”赵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很乖的那种学生，对老师非常尊重，“通过与这个老师的接触让我发现，真的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师德，有些人品性极为恶劣。”
另一位已经毕业的女研究生受访者告诉记者，她的导师（男性）就非常注意与女学生的接触方式，每次去办公室找他指导论文，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北航教师性骚扰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想起我导师的行为就由衷地点赞，这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我应该会暂时忍气吞声，因为导师掌握着我能否顺利毕业的生杀大权，马上撕破脸肯定对我不利。同时注意搜集证据，等到毕业后再把情况公之于众。”在被问及如果遇到与罗茜茜同样的遭遇会怎么办时，北京某高校研究生李冉如是说。她表示，在校研究生很少有敢于跟导师直接发生正面冲突的，“学术资源、评判权力等都在导师手里，这也就造成了有些教师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欺负了你，你也是敢怒不敢言。”
B 沉默的大多数
社会和学校缺乏应对机制，使得受害人身处性骚扰或者更严重的侵害之中胆怯畏惧和保持沉默。施暴者往往还会利用师生权利不对等的关系，通过发表论文、课题申报、保研读博、就业指导等方式进行威胁，造成受害者不敢站出来维权。
遭遇性骚扰后不知道怎么办，恐惧、无助，甚至产生羞耻感，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大多数受害者的心理状态，也是其保持沉默与忍耐的主要原因。
C 沉默并非个案
2016年10月，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启动了一项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3%的人表示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高达75%。关于实施者的数据显示，高达9成的性骚扰实施者为男性，其中六成为陌生人，半数为同学及校友，学校相关领导层占一成。
受访者中，在遭遇性骚扰之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真正向校方报告或警方报案的人不到4%，也就是说，平均100起性骚扰案件中只有不到4起的受害者会选择报告学校或公安部门。而在选择沉默与忍耐的原因中，有6成的人认为报告了也没有用，有近5成不知道该如何反抗和应对性骚扰。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琳表示，当前校园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站出来维权要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与阻力，“社会和学校缺乏应对机制，使得受害人身处性骚扰或者更严重的侵害之中胆怯畏惧和保持沉默。施暴者往往还会利用师生权利不对等的关系，通过发表论文、课题申报、保研读博、就业指导等方式进行威胁，造成受害者不敢站出来维权。有的受害者担心遇到周围人的嘲笑、歧视和冷遇，同时还会面临举证困难等问题。站出来维权的结果很可能最终导致自身的名誉、身心状况、个人职业前途和发展等遭受损害。”
上述调查的发起人韦婷婷在报告前言中表示，在收回的6592份调查问卷中，有580名受访者愿意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其中有140多名受访者在问卷的末尾留下了遭受性骚扰的大致经历。“如此庞大的比例和回应让我们意识到，性骚扰对于当事人的影响恐怕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他们述说的欲望也高于我们的想象。”
D 缺席的保护机制
我国对于教师的管理，法律介入程度较少，多停留在道德规范层面。对高校性骚扰的定义、预防和处置措施缺乏明确规定。
随着“陈小武性骚扰”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关于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业内人士认为，高校在预防和治理校园性骚扰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在上述提到的针对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中，发起者还向全国113所211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询问各高校是否接到了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等问题。
然而结果却让人失望，在收到的32所高校的回复中，只有16所学校进行了正面回复，其中2016年全年能搜集到的登记在案的性骚扰举报或投诉信息仅有3起，只有9所高校在学校安全教育中设计了预防性骚扰的培训，无一所高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
据了解，2014年10月在各方呼吁下，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并未明确针对校园性骚扰案件的具体执行细则，但对高校性骚扰的定义、预防和处置措施缺乏明确规定，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
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对防治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立法也不完善，国内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直接对性骚扰做出了规定。但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两部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法律责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并不明确，司法实践则以行为人是否采用暴力手段作为判断依据，忽略了行为人可能利用其与被害者之间存在某种权力控制关系，以其他非暴力手段实施性骚扰甚至强奸。
“显而易见，建立校园反性骚扰的制度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要有心理辅导和干预机制，缓解受害者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在对施暴者的惩罚制度上也要做到完善落实，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也对潜在的性骚扰者起到震慑作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法系教授刘金霞强调，“制度比道德、人品更具有约束力，强化制度是对学生的保护，也是对老师的保护，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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