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厦活法⑤：“女人村”的庙祝董老伯
庙祝董老伯在天后宫里掌管香火已有十三年了。最初我以为这是湾厦旧村的一座祠堂，迈步进去，抬头看到门额上写着“天后古庙”四个大字。这是一座二进式庙宇，四合院格局，中间以天井衔接，两边各有一个厢房。进门有两座神像，左手是姜太公，右手是土地神。左边是一个杂物间，右边是董老伯的寝室。大殿中间供奉的是主神妈祖娘娘，左侧是财神爷，右侧是受理求子业务的金花夫人。
这座村办的庙宇，建于光绪四年，旧庙早已毁了。三年前，村里出资二百万元翻修。它的前面还有一个即将停产的化工厂，背靠一个操场，两侧被新楼和旧屋相夹，占地约200平方米。蛇口片区的房价已达到每平十万元，今天的湾厦村民依靠土地成为当地富豪。湾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渔村。出海作业留给了外地民工。但是村里依然在旧村北面保留了这座妈祖庙。从天津、江浙、福建、广东、台湾到香港、澳门，多处建有妈祖庙，也叫天后宫。深圳南山区就有四座。
在蛇口最南端的赤湾有一座深圳最大规模的天后宫，郑和下西洋曾有一次取道这里，险遇风浪，郑和祈求妈祖娘娘保佑，化险为夷后便在赤湾天后宫还愿朝拜。2015年，赤湾天后宫利用立体光电技术，在四面墙上投射影像，同时伴随着潮声和海鸥的鸣叫，仿造了郑和出海的景观。
珠江入海口从广州到深圳，都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把海洋视为一个不可缺的战略平台。妈祖娘娘算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一位神仙。
董伯在侧厢天井洗衣。本文图片均来自作者
湾厦的天后宫
湾厦的天后宫规模要远小于赤湾。前者是村集体所有，后者是政府管理。像深圳的北帝庙、关公庙也有类似现象。中国人进庙拜神，不管供的是哪个神，只要多磕头，多烧香，总归是好的。神仙也不会毫不理会。因此，求子求财求平安，拜北帝可以，拜关公，拜天后，拜观音也可以。而且每座庙的庙祝都说，都很灵验。我在宝安区的流塘村问北帝庙的庙祝老刘，他说，前不久有人来求子，后来果然应验，人家就来还愿。严格地说来，北帝是治水御火的水神，求子超出了他的业务范围。湾厦天后宫的董老伯也告诉我，在这里求子是很灵的。
6月8日，正好是全国高考日。大清早庙里来了一批家长和高考学子，在天后娘娘前烧香求愿，求天后保佑能高中名校。董老伯那时还在床上，一大早就被敲门声吵醒。因此，天后娘娘不单单是管海上的事，还揽了文曲星的活。一旦修了庙，每个神仙的业务都是综合型的。庙里为了扩大业务，通常把道教的神仙和佛教的菩萨放在一起。庙祝当然也乐见自己庙里香火鼎盛。
湾厦天后宫规模虽小，但神仙俱全。神仙品级以天后为大。大门上贴了两个门神，天井左侧还有一个船公，专保海上平安。董老伯每天打理着这几个神仙。伺候久了，他也慢慢向神仙日子靠拢。他是湖北公安人，七十二岁，有两个儿子。董老伯没有种过田，原来在老家厂里做职工，后来自己开服装厂。服装厂倒闭后，他到福建泉州、晋江、厦门打工，这一带全是大大小小的鞋厂和服装厂。
董老伯转辗做了七八年，才知道在中国南海边有一个打工淘金圣地叫深圳。一个老乡介绍董老伯来到深圳。有些老乡在这里开发廊，开餐馆，先后购了房，买了车。董老伯说，自己来晚了，太晚了，要是早几年来，也就混出来了。他在2001年来到湾厦。村里建有刘家祠堂和樊家祠堂。通过老乡介绍，他到刘家祠堂做事，专门看管祠堂。
2004年董老伯的母亲去世，他就辞了这份做了三年的工，离开湾厦旧村回到湖北老家。回去不久，湾厦的天后宫翻修竣工。当时负责修建天后宫的刘老板是本村人，1960年代他曾逃往香港，户籍落在香港，但在这里有房产，他也是刘家祠堂的负责人。在物色守庙人员时，刘老板自然想到了董老伯。
2004年董老伯又回到湾厦，干起了守庙的活，月工资八百元。十三年过去了，董老伯的工资涨到三千块。他全年只有一次假期，每年四月初四请十天假回家一趟。路上要花三天，在家呆上一个星期。他的家人全在老家。儿子们都不同意他在这里做。老伴在家带着七岁的孙子。庙里不能住夫妻。他和老伴分居了十三年。“在老家当然好，亲戚朋友多，红白喜事到处走走。”董老伯平静地说，“其实在这里也很好。回去也没什么事做。在这里包住包水电，不要自己掏钱，就打理几个菩萨，每个月有三千块。在老家哪有这好事。”
刘氏宗祠
“奢侈”的居住面积
一个人住在庙里，让董老伯的居住面积看起来有些奢侈。他除了一间寝室，还在左边厢房里做饭喝茶，右边的厢房则当作杂物间。与湾厦旧村里的那些单房相比，他的居住面积的确让人羡慕。这里独栋独院，除了包住，水电费也让村里承担了。
庙宇四周全是水泥地，在夏季来临时，加之殿内殿外香火长燃，庙里尤其燠热难当，老板给董老伯的寝室装了空调。有什么需求，跟老板说一声就行了。
“只要我一说回去，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回去，你现在还很精神。就在这里干，妈祖会保佑你的。”
董老伯穿一条短裤，趿一双凉鞋，站在右边的天井里，拧开水龙头，拎着一条皮管子接了一桶水。他毛巾擦了擦身子。他身材高瘦，身子却很硬朗，头顶秃了，头发还是黑的，气色看起来不错。他的胃好，能吃辣。中午去旧村里的湘岳城市蒸菜馆，吃了一个12元的剁椒鱼头。他说，那个辣椒对他的胃口。除了看得开，董老伯似乎毫无什么健康秘诀，他年纪大了，不喝酒，平时从不参加舞剑、跳舞之类的活动。
擦完澡，他换上一套衣服，又接了一桶水，埋头搓洗换下来的衣服。此时一架飞机带着嗡嗡声从头顶上的蓝天划过，董老伯抬头指天。我站在天井里仰望，一粒小白点在瓦蓝色的天空画出了一条云雾状的笔直的白线。
天井上空飞机掠过
天井四角切出来的这方天空，更见辽阔，澄澈。那条白线恰好从四方天空的对角线位置拉出来，由此看天，似乎有大隐于市的味道。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只要我们不生病，在家还不是没活干。老年人嘛，人老话多。跟家人谈谈天哪。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家里做什么事，结婚的，做寿的，都可以团聚一下。”
董老伯的工作还算轻松自由。原来这座庙是凌晨两三点就要开门。来拜神的香客都起得很早，如果开门晚了，他们很早就在外面拍门。后来改了作息时间，每天在凌晨五点开门，晚上六点关门。董老伯说：除了初一和十五，其他时间我安排，没人管我，也不会来检查，我就打理这几个菩萨，这几个菩萨管理我。有时我就会向菩萨请一下安。菩萨问我，还好吧。我说，还好。菩萨说，好就好。
寝室门口挂了一只圆钟和一份撕历。按照中国农历，初一和十五是拜神的重要日子。明天就是十五，村里会有不少本地人进庙拜神，董老伯要穿一套专用的祭拜袍服。如今拜神的队伍中，外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有的人从地图上发现了这座庙，于是带着愿望和香火从四面八方涌进庙里。湾厦周边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拜神祈福的需求也愈加旺盛，这就促成了这座小庙香客络绎不绝。过年过节时庙里更是拥挤，董老伯一人忙不过来，村里要加派两三个保安过来看管。
蛇口片区是外国人的聚居地。在拜神队伍里，还有不少外国人。一般香客带着祈求福报的愿望来到庙里，而他们更多地是带着照相机、摄像机。这时董老伯就跑出来，靠比划手势表示NO，拦着他们说不能拍照。
天后古庙主殿
奇特的“女人村”
除了朝拜神祇，湾厦村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三八节。在湾厦，村里的女人和妈祖一样，也被拔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湾厦曾是有名的偷渡村。过去在南头半岛上的大冲、南山、湾厦各村的村民以养蚝为生，兼种水稻、种荔枝和花生等。算是耕渔兼作。但是民生依然艰难，一年忙到头，人们只是裹腹而已。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匮乏，而对岸的香港璀璨繁华，遍地流淌着金钱的气息。仅仅从1976年到1981年，深圳（当时叫宝安县，隶属惠州市）及周边地区有近50万人偷渡到香港，相当于当时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各地的村民暗中练习游泳技术。
湾厦村距离香港只有3公里海域，是偷渡的绝佳路线。作为近水楼台，湾厦村男人抛家弃子经常在夜间泅水或乘自制的竹筏偷渡。“大逃港事件”轰动一时。当地政府组织了民兵队，日夜严防严打，依然无法遏制疯狂的偷渡。1972年湾厦全村有96户人家，其中百分之九十的男丁逃到了香港。湾厦村因此成了一个奇特的“女人村”。村长莫锦华说，想找个男人干活或商量点事情都很难，几乎每家留守在家的都是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和老人。
1979年7月8日，在南海边的虎崖山下，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响起了开山第一炮，由此拉开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湾厦村开始引进外资工厂。女人们离开田地，在村集体的名义下从厂里领回一些塑胶花、表链在家加工。1981年，村里也开了第一家电子厂。女人到村办工厂里打工，采用计件形式，月工资可达70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收入。随着蛇口工业区大开发，湾厦村率先富起来。
1985年，为了感谢女人村的女人艰难的付出，人称“莫老爷”的莫锦华在三八节这天，宴请村里一百多名妇女在潜龙湾酒楼庆祝。
天后古庙大门
一个多月后，我们再次拜访董老伯。董老伯瞪着眼，不再有第一次那样坐下来促膝而谈的热情了。我想找几个话题跟他搭讪，他避而不答。尽管我们多次来到天后宫，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董老伯对我们的戒备心。
我们在古庙门口，指着门楹上那副对联：“座枕南山物阜民安歌母德，门朝东海波平浪静戴慈光”。我说，这个“座枕”的“座”字应该写成“坐落”的坐。这是个错别字。董老伯看了看，没有说话。他自顾自走出庙门，和一个叫“唐老板”的人大声招呼。
我能理解，在深圳，大部分都是没有定居的流动人口。众人皆浮萍，每个人都是面目可疑带着强烈的不确定性，确有必要对陌生人保持足够的警惕。事实上，我们也向董老伯撒了谎。我们说自己住在旧村5巷。
不断缩小的单间面积
其实，我曾在湾厦看过房。我跟本地房东爬上六楼看房。一房一厅，月租1900元。我说别的地方才1700。房东姓文，与岗厦、凤凰的文姓并非同脉。他说：里面的更便宜也有，一房一厅1300，两房一厅1500的也有，要看房子在什么地方，环境怎么样。他不断地夸他的房子光线明亮，位置优越，而且门前有一只大摄像头，小偷不敢进来，放电单车安全。
文房东告诉我原来是两房一厅，要3000多元，别人租不起，无奈之下三年前他花了三十万，把这栋楼所有的两房一厅全改成了一房一厅。十余年前，他修建这栋楼花了一百多万，改造费相当于修建费的三分之一。房东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子的效益，将房子不断改小。
4月时，我在一个公告栏前遇到链家的业务员小刘。小刘和她的同事在张贴租房广告。她告诉我，业主把房子全权交给链家托管，链家经过重新改造再对外出租，并为每套房配了一个“管家”——他们去年把这种模式从北京推广到深圳，在蛇口片区10平的单身公寓一般在2200多元，30平左右的一房一厅最低要3200元。
无论本地房东，还是房产中介，都在试图缩小单间面积来降低租房成本，让自己的房子更有市场，也让更多的人能租得起房。《深圳统计年鉴2016》显示，深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0.6平方米。但是，湾厦旧村每个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各不相同，老谭是6平方米，李大姐是7平方米，罗姐是12平方米，均未达到平均水平。只有董老伯的居住面积最大，扣除神仙居住的大殿，他一人独享了小半个庙，住房建筑面积约有60平。
2016年底，某地产接手了湾厦村的旧改。在蛇口片区城市更新的规划中，湾厦村、渔一村、渔二村、南水村、水湾村、大铲村、雷公岭村、招东和招北小区都将面临和正在面临艰难的旧改命运。在它们周围环伺着无数价格高昂的小区，单价多在每平十万元。这是有钱人的聚居区。它的城貌崭新，道路宽阔，路上常见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间或飙出一辆亮骚妖艳的兰博基尼像公牛一样哞哞狂吼。周边点缀着大大小小绿荫掩映的公园。
旧村的海鲜档
由于这些城中村的存在，给这个片区添加了多元化的混响。在湾厦密密麻麻的旧房子里，也诞生了复杂多样的奇闻异事和N种活法，比如曾经烜赫一时的本地大佬长期主持了全村发展的传奇，也有打工女子给梦中的丈夫灌硫酸的故事。它无所不纳：凌晨时和妈祖娘娘说话的七旬老人，从垃圾堆里捡到钱包的清洁工，在豆瓣网上聚集追忆旧村往事的文艺青年，裤兜里装着两瓶二锅头在公厕外默默死去的无名流浪汉。
夕光余热不减，巷子里行人越来越多。这条无名的巷道天天淌着污水，布满了潮湿的脚印。小贩们用白色塑料泡沫摆出各类蔬菜。肉档里每块鲜红的猪肉都被暧昧的灯泡照着格外妩媚——好像每个肉店老板都喜欢挂上跟过去发廊里一样红的灯泡。
旧村的肉摊
唯一让这里看起来像渔村的，是用一堆碎冰冻着的各种海鲜：像蛇一样卷成一盘的带鱼，一摊黄花鱼、红杉鱼、大眼鱼和濑尿虾，还有软塌塌堆在一块的鱿鱼。
我在嘈杂人群里留连，试图捕捉某个片段。肉腥味、馊臭味和卤水店的香气混在空中飘荡。这里有种种我无法以语言表达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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