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与“五常”须分开并有所弃取
在中国思想史上，“三纲”的出现晚于“五常”，两者的结合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先秦儒学有“五常”而无“三纲”。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之德加以强调，以“仁智勇”为“三达德”，讲“君子义以为上”，讲“克己复礼为仁”，讲“民无信不立”。孟子称仁义礼智为“四端”，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有上下等级之别，但非单向服从，而是各守其道，相互尽责，如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慈则忠”即父慈子孝。至于夫妇之德，先秦儒学从未讲“三从四德”，未讲妻子为丈夫守节，而把夫妇作为家庭之始、阴阳之合，《易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以家道和顺为好家庭。
“三纲”的提出，当在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时。董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他同时也讲五常。东汉《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正式提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纲”的本质是控制、是单向服从，“三纲”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没有相互责任。统治阶级在推行“三纲”中，提倡愚忠愚孝愚节，“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女子从一而终”，剥夺了臣、子、妇起码的人权。汉代直到清代，中国都是君主专制下的宗法等级社会，需要用“三纲”来加强君、父、夫的绝对权威，把“三纲”嫁接到“五常”身上，减损先秦“五常”的仁爱通和精神，以巩固权贵的统治地位。此后，纲常名教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和话语，似乎“三纲”与“五常”向来和必须是一体的。这在帝制时代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到了近现代，它就显露出落后性，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了。如清代末年，民权革命风起云涌，不要说腐朽的清廷极力维护“三纲”，就连主张“中体西用”并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也在《劝学篇》里说：“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之说不可行也”。于此可知，“三纲”在中国从君主专制社会迈向民主法治社会的大变动中所具有的反动性了。清末戊戌变法被杀的谭嗣同，率先弃礼教中的糟粕而取其仁学精华，一方面强烈批判“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另一方面推出新仁学，以“通”为特色，把仁爱与感通、与工商结合起来，使孔子仁学具有了现代平等互尊、开放富民的新质。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礼教，把矛头指向“三纲”，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是对的；但往往又把它与“五常”捆绑在一起，损害了“五常”的声誉，负面作用也很大，它使得中华传统美德难以传承到当代，社会道德没有了归向，一度严重滑坡。
儒家思想文化如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都有其常道与变道：常道具有恒久性、民族性，是跨越时代的；变道具有时代性、局限性，是需要与时变革的。“三纲”是变道，属于君主时代，而今已过时，成为糟粕；“五常”是常道，虽然有时代烙印，但其基本内涵永存，可以长驻长新，乃是精华。仁者爱人不会过时，见利思义不会过时，文明礼貌不会过时，智能远见不会过时，重诺守信不会过时。从当前国内功利主义泛滥和世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的严峻挑战看，“五常”之德，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具有今天和未来的重要价值。尤其仁学中的忠恕之道乃今日不可或缺，朱熹云“尽已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皆为当前社会所急需。我曾说过：“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八德”都要有。“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孔子认为“孝悌乃仁之本”，孝为百行之先，不孝难有忠恕，故识者谓移孝可以作忠，移家可以为国。孙中山提倡“新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它们都是“五常”的展现，其中的“廉耻”已为官德建设所重，“和平”乃是时代的主题。“五常”“八德”只有彻底摆脱“三纲”，才能使它们内在恒常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对于“三纲”是否全是糟粕，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文章认为，“三纲”的古义确已过时，但通过新的解释，可以使它适用今天。例如，“君为臣纲”应看成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一种表述，“父为子纲”是儿女敬养父母的一种表述，“夫为妻纲”是丈夫要在家庭费用上主动多担责任的一种表述。这样说行吗？不行。“三纲”在骨子里是等级制下单向的控制权指挥权，若用在政治上必然导致专断，用在父子关系上必然导致家长制，用在夫妇关系上必然导致男权主义，它在提倡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今天是完全行不通的。我们没有必要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去维护作为变道并已经陈腐的“三纲”、拖累“五常”的发扬光大，我们恰恰要进一步清理过去君主专制制度的遗毒，以便更快地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国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对我一向关爱有加，亦师亦友，其作品使我颇多受益，年近90岁而人文情怀不减当年。近期她与李存山先生合作编注《三字经》节简注本（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3月），她在序言中说：“我为什么删改《三字经》？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三纲思想。三纲，尤其是君臣道义，长期束缚了我们民族思想的发展，早该彻底清除。我们废除帝制已经一百余年，皇帝早已不存在，何必再讲君臣关系。删去三纲以后，加上了一些想法，这本书并没有坍塌，而是更精炼了，更有光彩了。”我高度赞同宗璞先生的看法和做法，认为这就是在对中华传统的重要启蒙读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创新性发展。我希望并相信这本《三字经》节简注本能受到社会欢迎，在普及中华优秀文化中发挥织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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