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来的才华与素养
于波（评论家，现居北京）
戴来无疑是70后作家中最富于创作力的一个。她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要么进来，要么出去》《把门关上》等出色的文本与预设的“女性写作”领地之间有着自觉的距离，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女性书写模式，有着迥异于同时代女性作家的独特风格和罕见深度，她在叙事和语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更是令人惊叹。
一
对浓烈的当代生活现场感的目击与触及，对生活之痛的敏感体验与夸张性表达是戴来小说最为鲜明的主题特征。她的小说中没有回忆，没有历史，没有对“一地鸡毛”式的当下生活庸常经验的呈现。她的小说关注与揭示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以及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精神境遇之间的巨大矛盾与裂痕。戴来小说中的人物几乎一直处于某种“运动”状态之中，对他们而言没有回忆可以打捞，“此时”的种种表演就是他们存在的全部内容，他们活在与生活同步的现场中，他们被现场生活席卷着盲目而茫然地飘行着，既失去了自我，又迷失了方向，一切的怀疑、忧虑、畏缩，无疑都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长篇小说《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可以说就是这种现场感的最为直接的演示。安天与刘末的同居生活实际上是一场刘末精心设计的骗局，在这房子里的各个角落，都被人偷偷安放了微型摄像机，在安天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以《LOOK》为名被搬上一家网站传播。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生活状态中展开了叙事。金钱、同居、情感陪护、偷窥、欺骗等等这些富有时代现场感的关键词成为了小说的主体语汇。
戴来小说世界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边缘人，他们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是游离的，与家庭伦理和社会规范也是格格不入的，生活是他们试图挣脱却又无力逃避的渊薮。在戴来小说中，不仅爱情需要妥协，就是离婚也需要妥协，离婚的纠葛变得复杂而耐人寻味。《自首》中的关洋不愿与背叛他的妻子离婚的理由是“当初我费了多大的劲才娶到她”，所以当妻子被人杀害后，他沉浸在妻子是被自己杀死的虚构幻象中不能自拔。《折腾》中的宋强没有与刘小骊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是因为主动权不在他的掌握中，他“咽不下这口气”。周密的弟弟有了婚外恋情，无尽的困惑和现实的束缚又让他难下决定。在这里，“婚姻”、“爱情”无疑成了戴来审视现代人精神创痛和人性畸变的一个绝好的视角。
二
作为女性作家的戴来对男性似乎有着更多的关爱，在她的小说中对男性的观照不仅较之对女性的观照更为擅长与深刻，而且作为一个特殊的视角也非常到位地传达了戴来对于小说和人生的理解。她的小说总是把个体的“他”推向前台成为主角，而女性只是作为配角闪现或者隐现在幕后（例外的是《洋娃娃》中的于铃、《练习生活练习爱》中的范典典）。戴来自己也承认：“我故事中的主人公极少有女性……我不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她们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象的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那些看似强壮的雄性动物在我理解、观察、琢磨和想象中，其实很疲惫很脆弱，像孩子一样需要更多的关照和鼓励。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总是被要求做得更好，更好一些，他们活得比女性和其他年龄段的男性都要累，他们是真正绝望却又允许这种绝望情绪滋生蔓延的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那么一拨人。”对戴来来说，对男性的理解与关爱既是她有别于时尚女性写作的独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表征，同时又更是一种艺术上的考验。如果说女性“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理念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女性的许多“奥秘”和经验，只有女性才能表达这一信念的话，那么对于“女性”来说，男性同样也有许多“盲点”和“奥秘”，女性对男性尤其是其“脆弱”和疼痛经验的书写将面临比男性书写者更大的困难。戴来所关注的是那些处于时代边缘、遭人忽视、没有地位和金钱、却被抛入烦恼中不能自拔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活在了现实生活之外，却又蛰伏在他们自己内心生活的“深处”，活在了无聊、荒诞与虚无之中。在他们的“生活深处”我们看到的是双重的生存图像:一是生命光泽背后的暗色本相，即在生活热闹熙攘外衣所掩盖下人的烦忧空虚的精神状态。二是指面对生活这个泥潭，人容易陷入，努力挣脱但又无法挣脱，只能在深处越陷越深，听任命运的安排。这些“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男性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被置身于都市生活的感性场景中，这是一个让他们抵制同时又不断接近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青春的，自由的，他们拥有了个性发展的宽阔空间，没有历史的重负可言。但他们的自由又是相对的，有限的。他们不是时代中的佼佼者和坚强者，没有张扬的个性，他们的内心充斥着虚弱和自卑。他们不仅左右不了别人，甚至自己的命运也不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不能为自己创造出幸福，他们并无多少快乐可言，他们是软弱的、虚无的一代。他们延续时间，浪费生命，一切价值行为都是“听任”。他们不愿也不能改变现实处境，无力抵挡内心的焦虑和外界的入侵。他们在生活深处浮沉，没有价值理想，没有欢乐，对痛苦甚至也麻木了，他们活在精神世界的迷乱处境中，他们拯救不了自我，更拯救不了生活。现实与时代的对立关系，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我的紧张在他们身上被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对他们与时代荒诞性的“镜像关系”进行了直观的呈现与剖析。小说以一种被放大了的荒诞性和焦灼感来使我们心灵震动，它呈现的是一幅世俗生活中令人猝不及防的荒诞图景:一个貌似处于正常生活状态的男人是怎样莫名地被抛入尴尬之中，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又是如何地挣扎和寻求解脱的。小说通过对安天与刘末、丁婧、许晟、孙亦基之间错综纠缠的病态情感的描写，传达出了现代人在生活深处的沉沦与无望归途。海德格尔用“世界之夜”、艾略特用“荒原”，暗示的都是相同的现代世界的性质，而在戴来这里，用“有病的人”隐喻出来的是时代生活中的病态情绪，每个人都无法走出的心灵颓园。《顺便吃顿饭》中的安天觉得自己“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些年里，他似乎什么也没干成，只是闭着眼空想了三十一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没有自信可言，甚至也没有让父母稍微满意过，他的婚姻让他本来就已经乏味的生活更加乏味。小说在简略地交代了这个背景之后，将重心转移到了安天无聊的日常行为和虚空的内心世界中。安天的婚姻对他来说应该是一场遭遇，妻子以坦诚相待的名义要求他交代过去的历史，这种在安天看来近乎荒唐的事情竟然还有着冠冕的理由。他感到了婚姻的不可信性，这种婚姻生活与他需要的简单生活难以交融。他接受了婚姻，这意味着他向没人逼他妥协的婚姻妥协了；但他又不能忍受婚姻带来的窒息气息，他没有寻找到一种和解的途径，只是任凭苦闷情绪的疯狂生长。所以酒后的安天对女孩的不轨行为最后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透过小说中的暗示文字，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次出轨行为完成了安天“十年前梦寐以求的事”，他以一种失去理性的极端做法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满足。《准备好了吗》展示的是一次父子之间的冲突被消解的历程。老万想阻止儿子所搞的行为艺术，他站在了高楼上以自杀的方式对儿子进行威胁，引来了围观者和警察。儿子把父亲的自杀事件命名成了一次“围观致命的高度”的行为艺术。这固然是对警察的不诚实的解释，同时也是以更加有力的方式瓦解了父亲的全部努力。对一种生存状况的拒绝竟然被转化成了接纳，从生活的起点出发竟然又回到了起点，究竟是生活链条中的哪一环出现了断裂？谁在被谁牵引着行走？小说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它蕴含的讽刺意味是耐人寻味的。《自首》的荒诞的色彩更为浓烈。关洋的妻子被人杀死在家中，在朋友“该不会是你杀的吧”这句玩笑中，关洋点头承认了，并且虚构起杀人的理由和经过。更为荒诞的是，他去自首，整日缠在公安局里要求把他抓起来。这件事情让他乐此不疲，情绪亢奋。关洋是真的精神失常还是小说另有所指?我的理解倾向于后者。作为戴来小说中众多小人物中的一员，关洋自然也有着无尽的烦恼，妻子的意外被杀给了他一次新鲜的刺激，他在虚构的杀人想象中获得了满足，他心理层面上的空虚状态可谓不言而喻。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可以假借叙事话语反击平庸，它可以把生活中的片段夸张放大，以此让人醒目和震惊。戴来的叙事就体现出了某种击破无奈的内在紧张，她把平庸的现实上升到文学视野，“让人在强烈的审美经验中深深感到日常经验所包含的平庸与难以忍受”。《恍惚》《折腾》《消化》三部小说其实是相互连接的一个系列。周密的平静生活被接二连三的事件所打破。先是朋友宋强把怀孕的女友左铃托他照顾，宋强趁机金蝉脱壳，让周密续接起这段荒唐的情感。无奈之下，周密请来了老情人唐敏照顾产后的左铃。错位的情感与错位的生活就这样混杂在一起。在《折腾》中，周密更是被接踵而来的瓜葛纠缠折磨不堪，弟弟的婚外情烦恼、宋强的家庭矛盾等等这些本与他无关的事情都在入侵着周密本来就很稀薄的快乐，再加上自身萌生的“内心的焦虑，对自我的怀疑和麻木，对世界的怀疑和麻木”，周密的生活陷入了泥淖。还有《一二一》中的安天在愚人节那天受到了捉弄，他来到了千里迢迢之外的另一座城市，他没有因此恼怒，相反，在陌生的城市中他体验到了陌生的别样的感觉。小说想告诉我们，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摆脱不了被生活愚弄的命运，而他们却无动于衷、懒得思索，并且在被愚弄的生活之流中无目的地漂泊。于是我们看到了烦恼之痛、空虚之痛之于人物生存的不可或缺。
三
戴来的小说有着被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独特品质。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戴来有着“超性别叙事”——男性化的写作风格，她的小说氤氲着金属般的阳刚之气。男性化的写作风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人公均为男性。二是叙述者的男性视角。戴来习惯于在作品中设置一个第一人称的男性叙述者或者是潜在的男性叙述者，比如《印象》中叙述者就鲜明地表露出了自己的男性身份:“让我们这一桌吃兴正浓的男士莫名其妙地拘谨起来”。《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中“生一个孩子，叫她妈妈，叫你爸爸”这句话也明显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发言。三是男性化的语言。语言是一个作家作品的外在审美载体，对语言的精心打磨是许多写作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语言成为了作者操作文本的一个中介，也成为了他们写作风格的标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语言抒情、柔婉。戴来的小说语言极度松弛，节制，情绪和语感的控制非常到位。在戴来这里，我们看到，与自身性别相关的对语言的运用方式遭到了拒斥，她已经改弦易辙，操作起了与男性接近的话语方式。四是对于理性化和寓言化的写作策略的坚持。与时尚女性写作的感性之风不同，戴来总是追求对于世界、人性、生活的某种深度表达，她的小说总是横亘着某种象征性、寓言化的深度模式。戴来正是在抛弃女性化语言外衣的过程中获得了醒目的男性化风格，但戴来与男性作家的写作差异之处在于，她在营构“深度模式”的同时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致力于对小说情绪和生活中那些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生细节的捕捉。戴来不擅长讲故事，而她却能将人物细微的心境察觉出来，以此作为对生活深处所藏秘密的勘探和挖掘。戴来似乎迷恋于这种写作方式，她的小说不论篇幅长短，基本上都是这种写作方式的生动注解。
戴来已经展现出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才华与素养，凭着她的自我修复与自我完善能力，她一定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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