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追责和惩戒制度建设滞后
漫画/陈存昌
与贪污受贿和杀人盗抢相比，诬告在一些人眼中无疑是一个小问题。正因为如此，要么对诬告者因追查难度大而置之不理，要么对已查实者批评教育、轻描淡写。思想上的轻视和放纵，使诬告追责和惩戒制度的建设较为滞后。
首先，从源头上看，诬告多以匿名形式进行，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匿名举报问题，诬告的土壤就很难消除。有纪检部门统计，90%以上的诬告是以匿名形式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匿名举报都是诬告，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诬告。产生匿名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正常举报者来说，主要是因为举报意见被压制，署名揭发又怕遭到打击报复；而对于诬告者来说，则是怕诬陷行为败露，遭受党纪国法制裁。只有在制度上完善举报保密措施，并真正加强对正常举报人权利的保护，让他们切实消除后顾之忧，才能摆脱匿名举报对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长期困扰，让监督权利的行使回归正常轨道。唯有如此，才能让实名举报越来越多，让披着举报外衣的诬告者现形，消除诬告产生的制度土壤。
其次，应对诬告行为作出更清晰、明确和可操作的制度性界定，以社会危害性和个案具体影响为综合考量，提高惩戒力度以产生足够的制度震慑力，提高党纪处罚和法律定罪的有效性、针对性。不能让对诬告者的制度处罚成为挂在墙上的画，要让道德伦理都无法约束的诬告者在强大的惩戒面前有所畏惧、知其收敛。有媒体梳理了近年来发生的十余起诬告案例，发现只有1人因诬告陷害罪获刑，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剩余的均没被追究责任。可以看出，与贪污受贿刑罚相比，诬告陷害被处罚的力度则轻得多。相比诬告者造成的恶果，其付出的“代价”实在微不足道。
最后，关于诬告陷害行为的追责和处罚，还存在党纪和法律制度体系之间的衔接不畅问题，以及区域、部门、单位之间处罚标准、力度的明显差异。同样性质的诬告行为，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处罚结果也千差万别。这不仅难以遏制诬告行为的蔓延，而且影响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权威性、严肃性。可见，科学有效的诬告追责和惩戒制度缺失，是产生诬告行为、导致监督权异化和责任失衡最重要的根源。
向诬告者亮剑，必须积极从制度层面革除诬告弊端，从而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摘自《人民论坛》 作者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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